不过宋朝轻松而艺术化的生活很快就受到来自北方的“野蛮人”入侵的威胁（十、十一、十二世纪的辽、夏、金国）。这些善战的部落通过持续的战争而切断了当时商业的往来，破坏了北宋和后来南宋的繁荣，逐步推行他们的秩序，给蒙古人和元朝（1279—1368年）开通了道路。就是在这个时期，哲学家朱熹（1130—1200年）发展了新儒家思想，以便于重新控制社会。情色不再流行，至少从官方看来是这样。但是情色依然存在于人的头脑中。为了让情色在创作中继续存在，尤其是在明朝（1368—1644年）和后来的清朝（1644—1911年）的专制统治下，中国艺术家们发展了一系列的符号、象征性标记、暗示，使情色达到了精致的、出神入化的高度。明朝时期，情色明显地带有浪漫和诗意的色彩，有时通过一只花瓶的曲线来暗示，有时是缠足的形状。实际上，缠足出现在十一世纪南宋的贵族圈子。明朝时普及到帝国的所有地方，并带有明显的情色特征。但这是一种不健康和邪恶的情色，迫使女人在幼年时就遭受深重的痛苦。缠起来的小脚看似含苞欲放的荷花。荷花也代表着女性生殖器，小脚被赋予了重要的情色功能。

　　微型脚非常受重视，一个家庭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看看女人们的脚便知晓。还有套在脚上的鞋是否漂亮，什么质地（棉的、丝的或玉的）。实际上，鞋子把女人幽禁在家中。女人们行走已经非常困难。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如果能够显示出女人不劳动，尤其是不参加田间劳动，这是提升社会地位的非常珍贵的外在标志。同样道理，女人的皮肤要很白（与晒在太阳下面的农妇相区别）；另文人的手要很长且细。

　　一股自由主义的小浪潮在十六世纪明朝后期短暂地出现。这时候皇权已经没落，但文学上的表达却多起来，对幻想的描写揭示的是这个社会的失落感。两本著名的小说产生在这个时期：《金瓶梅》，作者不祥，描写的是一个商人西门庆永不满足的情色追求。他生活在妻妾中间，还有很多漂亮的妓女。另有一个情妇，他杀了情妇的丈夫。这部小说启发了很多版画和绢画的创作，非常情色。大部分画至今都已被销毁。这本书在共产党时期完全被禁止。后来香港出版的版本在九十年代被偷带进来，最近几个月里这本书终于被通融接受。那个时期的另外一个故事是汤显祖的《牡丹亭》。它大概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1598年）写在同一年。写的也是一场不可能的爱情。《牡丹亭》被排演成戏剧的故事很好地说明了这个时期以及后来几个世纪里艺术感觉的演变。它史诗般的情节非常抒情，讲述的是两个年轻人相互爱恋。女子甚至忧伤而死，因为没有能同吸引她的年轻文人做爱而倍感失落。但是他们的爱情超越了法律，时间和阴间的考验。女人先是在情色的思念中回到男人身边，最终回到人间。汤显祖的剧本上演以后随即获得巨大成功。因为在简单的爱情故事背后，作者间接表达的是关于社会限制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是对必要的情色的尊重。在明朝末年，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话题。不过由于该剧的长度，完整演出（需要两天）的情况越来越少。后来的满族人时期（清朝），满族人也是来自北方，在明智的专制皇帝康熙（与路易十四同时代）和乾隆之后，社会气氛变得越来越清教徒式。因为双重影响，一方面是新儒家思想的复苏，另一方面是十九世纪国外来的基督教士的传教活动。该剧中的很多情色场面在公演时都被删除，借口是演出时间太长。在共产主义最严厉的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一1976年），《牡丹亭》被江青选中，成为革命样板戏之一，以便揭露封建主义的邪恶。但是原著五十五场戏，只被保留了四场……。1998年，一个美籍华人导演陈世振决定完整地编排这出戏，他运用大胆的场景设计与布局。唯一一次难忘的演出是在1998年6月的上海，随后这出戏应当进行国际巡演。但是上海市文化局看过演出后，反对该戏在国外演出，中国演员不能出国。陈世振的戏最终得以在2000年巴黎秋季戏剧节上演出完整版本，但是演员都是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没有来自官方的任何认可……

　　在艺术创作领域，在中国这个最后的朝代，明朝开始的符号象征性变得更加讲究，以抗衡满族的清教徒思想。在一些涉及到情色的绘画和陶器中，一对情人出现在画面很不显眼的一角，有时甚至出现在瓷器的底部，或者是陶瓶的内部，被盖子遮挡着。动物和花草占据着前面的场景，这就婉转更强地传递了情色的信息。一只蝴蝶被认为象征着性行为，两只鸟或两条鱼表示两个隐蔽的情人……。一朵盛开的牡丹暗示着女人的性器官；春天里一截开花的树枝表示一段刚诞生的恋情；凋零的叶子标志着恋情的结束。因此，这个清代末年的瓷瓶，瓶盖上有一个指向天空的小扭，它很容易让人想到女人的乳房……（参见第52页）。这些装饰性元素通常被表现在扇面上。于是，画面上传出的是一场充满暗示的引诱游戏。扇扇子的人停住脚步，目光凝固在感兴趣的人身上……

　　二十世纪的上半叶充满了极为剧烈的动荡，没有留给情色任何渲染的余地：满族人的朝代于1911年随着第一次革命而倒台。建立共和国，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日本人入侵及二次世界大战。然后又是内战直到1949年共产党胜利……。共产党人比他们的前辈满族人走得更远。在革命最激烈的时候，五十年代末，要抛掉所有外在的性感符号，主要针对的是妇女，她们被迫剪短头发，或者把长发梳成辫子。不能有任何化妆，不能穿裙子，只能穿宽大的女工装服（著名的毛式服装），消除了任何可以产生联想的东西。而一些最高级的领导人却继续过着腐化的生活。如果我们相信毛主席的私人医生写的见证（《毛主席的私生活》），而全体人民的感情生活则彻底受到监视。婚姻也由党来安排，有时还是集体婚礼。集体生活使任何性感的张扬都不可能。以至于到了九十年代初，中国第一位被公认的性学家潘绥铭教授惊讶于红卫兵那一代人对性的无知。潘教授在一系列的研究中发现，他们缺少最基本的词汇来表达感情和欲望。在最艰难的时期，共产党人想要把中国文化中固有的这部分内容铲除掉：即对情色概念化的表达。这是要忘掉五千年的传统……

　　今天的情况怎么样？

　　中国的情色随着体制的松动而得到新生。

　　清教徒式的理论的边界在随时变动。因为在过去的十年中，随着经济的自由化，随着对纯粹的共产主义的抛弃，中国社会试图摆脱束缚了它四个多世纪的严厉的禁锢。性革命了？这个词可能过于强烈，不过在这个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被禁止的情色的确被重新发现。艺术家在创作中首次享有一点自由（虽然有关政治、情色和暴力的题材今天仍然是被禁止的）。这是以前几代人所没有的。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在文学中，在装置艺术中反映社会的深刻变化。他们还无比迅速地把世界化的现象加入到自己的作品中。一些艺术家涉及到有关情色的主题，这也是全世界的主题，如同暴力和艾滋病一样。

　　在中国，承认并艺术地表现同性恋并不是最近才有。看看这个木制的头像，清代中期民间的作品。两个男人的面孔产生于同一个支撑物。这个物体很明显地让人想到男性生殖器，它的所指无疑就是同性恋。白色的化妆，两个面孔上移动的眼睛像是戏剧中的面具（参见第44页）。这个物体可能制作于十八世纪末期，文人中间的同性恋正处在蓬勃发展时期。乾隆皇帝于1772年禁止年轻的女演员登台，因为嫖妓现象在这些阶层里甚为普遍。女性的角色，尤其是在著名的京剧中，要由男人扮演。但是这个决定带来的是同性性行为的觉醒。虚伪的社会游戏以及征服明星的愿望再加上这些雄性美女的模糊性都促成了这种行为。同性恋，或更准确地说双性恋在古代的中国是被宽容的。就像古希腊人一样，虽然不是被鼓励的，但也没有像基督教会认为的那样，是思想的异端，值得被粗暴地逐出教会。而共产党人却把同性恋者视为“革命的敌人”。直到九十年代初，中国的同性恋者还被送去劳教。今天，他们有自己的网站，文学，在北京市中心有时髦的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