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祖涛：过了一段我又去换，一下子把我抓住了，是莫斯科公安总局，莫斯科公安总局民警，民警总局把我带到莫斯科民警总局问我，询问我你这个大学生从哪里来的金子啊。我当时头脑很清醒，我就一五一十的跟他讲谁给我带的，中央委员中国的蔡畅，她，谁接待她，是联共中央联络部的接待她。这么说了，我说你们要查我啊，你们问联络部，问联共中央，结果一打电话一问，他们说我说的真实情况把我放了。

　　解说：此时中共逐渐在国共内战中控制了东北，从满洲里到苏联的路线畅通无阻，1948年的一天，一列从东北运往国际儿童院的半火车皮大米、火腿、皮蛋、绸缎，一举解决了孩子们的吃穿问题。此时尤为引发中共中央关注的是，早期派往苏联学习的中共干部，他们曾有孩子在那里出生长大。这些孩子既不懂中文，更没有中国问题习俗的熏陶。

　　秦吉玛（博古之女）：如果这些孩子不回来，就变成人家的了，因为当时已经开始学啊，各种故事啊，都是苏联的，中国的故事你什么都没有受过教育。那么多的那儿那个什么，《三国演义》啦，这个那个，各种那个书籍都不知道，所以等到你融入这个文化，你必须得有一定的那个语言基础才行，我们一点也没有，所以很隔阂。

　　解说：1939年，博古的妻子刘群先，因为在长征途中染上重病，中共党组织让她前往苏联治疗。当时刘群先已经有孕在身，不久她在莫斯科生下女儿，取名秦吉玛，俄文意思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卫国战争爆发后，刘群先失踪，秦吉玛在保育院度过了4年，随后和其他孩子一起被转入国际儿童院。1949年，她在这里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

　　秦吉玛：当时我们认为啊，中国最落后，最不行，因为，说一个，（俄语）就是一种瞧不起你的，（俄语）就是中国人。我们都是挺那个什么，经常受欺负中国人，结果没想到我们第一个回来，还那么隆重，决定要给我们，每人做两身衣，做了大衣，弄上鞋，然后一人送了一盒巧克力，每人都发了好几本书。小孩我们就是都是那个通话故事的，挺厚的书，那个哎哟我们当时觉得特得意。

　　解说：1950年8月，像秦吉玛一样，在苏联出生长大的孩子们，最先一批回到国内，被安排住在新华饭店，在这里，他们等待素不相识的父母来接自己回家。

　　秦吉玛：住到那之后党给找啊，到处找，找你的，然后他们去了就是觉得，说有一个博古的女儿，然后哪个是也搞不清楚。然后就去看，然后那个让我的二姐还有谁，后妈，后妈当然不知道了，都没见过我，但是他们看见我这个样子就说，哎哟，这像博古，像，也像刘群先。

　　解说：在等待的人群中，还有像李多力这样的孩子，1936年被中共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父母，在苏联生下了他。随后父亲返回延安参加游击战斗，母亲则在两年后，被派往香港搞情报工作，父母从此失散了。

　　李多力：来认我的时候开始是我的后母，带着我的小妹妹，那时候后母还年轻的，挺年轻，来了我就都觉得这个这么年轻的妈妈，我们都年龄那么大。她就挨个问，你叫什么，你叫什么，你叫什么，我的名字叫张松，因为我父亲呢在苏联的时候张松，张松。所以那个苏联阿姨，也为了对上自己的父母，把我们的姓都父亲的全名，张松，然后呢名字呢，给苏联名字多力，所以我叫张松多力。我那个妹妹呢叫张松明娜，所以我们每个人姓是父亲的全姓名，名字就是苏联名字，所以当时就问我你叫什么，张松多力，她说行你是我的孩子。

　　解说：两天后，李多力被另一对年轻的夫妇再一次认领，才知道父母已经有了各自的家庭。这些在苏联出生长大的孩子，他们讲一口地道的俄语，却几乎不懂汉语，他们告别了面包和黄油，每天面对难以下咽的馒头和米粥。

　　李多力：我们觉得什么都不咸，像中国吃馒头也不咸，米饭也不咸，一些菜肉还甜的呢，我们觉得这个肉怎么能是甜的。

　　秦吉玛（博古之女）：碰到一些人都是逗你啊，就跟你边上就教你骂人的话，因为你什么也不懂，他说你说这个，我就跟着就骂人，就等于说他的那个坏话，然后别人就哈哈大笑，我自己还不道怎么回事儿。

　　解说：因为不适应国内的生活，他们时常想念苏联，在学习汉语后试着造的第一个句子，我们要回苏联。

　　萧立昂（萧三之子）：就是不习惯，另外有一些教育方法，我就说过我们在这个苏联劳动是很正常的事情，这边呢到墙外干了两个小时的挖花生，回来就是又总结又说，当时我中文不会。我前面坐的是瞿秋白的外孙瞿克林，他都说完了让我说，我就是讲了一下，我说这个以前从来没干过这个活，今天我学会了，这个花生怎么回事怎么刨我会了，第二个没少吃。瞿克林就翻译大家就笑，老师也乐，我说乐什么呀，他用俄文讲，他说不能这么讲，你必须讲这个通过这个劳动思想有什么进步，怎么增强劳动人民感情，我说这不是胡说八道吗？纯属瞎掰，我说你跟老师翻，我当时跟老师翻，我说这是培养我们说假话，我说我们苏联这么劳动，也就表扬谁干的好，谁干的不好对吧，有什么优点、缺点，表扬一下，简单总结一下就完了，哪那么多两个小时有那么多事。

　　解说：不过，年幼的孩子还是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而对成年的孩子来说，那将是一个痛苦的选择，在刘允滨结束学业时，有一天他接到父亲刘少奇的来信，祖国和人民等待着你的归来，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能无条件的牺牲个人的利益，而服从党和国家的利益。此时的刘允斌已经和一位苏联姑娘玛拉结婚，并有两个孩子，接到父亲的来信，在思想上斗争了几天的刘允斌抛下了妻儿，毅然回国。然而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像刘允斌这样的异国婚恋，最终以悲剧收场，给他们的人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在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作为最早一批在苏联国际 儿童院长大的孩子瞿独伊，陪同苏联文化代表五团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瞿独伊（瞿秋白之女）：当时毛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宣言，我给他们翻译，给他们做口头翻译，刚刚宣读完了，廖承志就来了，独伊独伊快来走走走，坐车带到广播电视台，就已经翻译好了俄文稿子，毛主席的那个宣言，快快广播，我看一遍。他那个时候广播不是直接广播，这个录音那个时候是唱片，那个时候懂俄文的很少，所以叫我去我们的俄文在跟苏联人讲话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