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汪精卫在南京会见法国驻华公使韦礼德(Wilden)时就曾说过，中国一旦对日本以武力抵抗，中共必然立即乘机行动。1933年5月1日汪精卫在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中说：“日本单独侵略中国，为祸固烈，然若共匪得意，蔓延长江，势必至于各国共管，为祸尤烈。”甚至认为：“现在共匪无异是日本的别动队，若以不祥之例言之，恰如明末之李自成张献忠。……今日主张抗日不必剿共的，恰与当日主张用兵用辽东不必征剿李自成张献忠诸贼的，同一误国。”[5]

　　1935年11月汪精卫致函胡适讨论对日战争问题时，更明白地指出：“如今战争，是经济战争，以现在我国军队，若无经济供给，留驻于沿海沿江吗？必然成为无数的傀儡政府；进入西北内地吗？必然成为无数的土匪。换句话说：绝不能做到比利时（注：指战败而复兴）。……除了化做苏维埃，便是瓜分或共管。”对于汪精卫来说，“化做苏维埃”与瓜分或共管同样是丧失主权的表现，这种恐惧也是促成汪精卫对日求和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汪精卫对蒋介石的政治斗争中，诉诸“民主”理念是一个惯用而有效的策略。从武汉时期的提升党权运动到扩大会议时期标举的民主政治，再到抗战时期民主与独裁的论争，汪精卫始终站在“民主”一边。对于叛国投敌的行为，汪精卫也诉诸反对独裁和民主宪政的理念。无论汪精卫对“民主”的理解达到何种程度，事实上民主论在伪政权的建设上并没有发挥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它的意义只存在于对重庆独裁统治的批判中。

　　不过，与蒋介石统治的独裁性格不能兼容，也是汪精卫集团中人叛国的原因之一。1943年1月，当汪伪政权已经走到日暮穷途之时，周佛海曾在日记中沉痛地写下：“汪先生为汪夫人所支配，宵小所包围，私心自用，渐自失去全体领袖之身份，而变为一派系之领袖，事业、前途，颇为悲观。然退一步想，较之渝方派系之复杂，人事之纠纷，门户之倾轧，以及蒋先生不顾舆论，不纳忠言之独裁，犹觉此胜一筹耳。”[12]

　　四、“士为知己者死”的伦理

　　如果没有河内暗杀事件，是否就不会有汪伪政权的产生？这一点很难判断。汪并非一个深谋远虑的人，虽然他因公开“主和”而叛离重庆，但对于如何进行他的“和平运动”其实并无主张。汪逃到上海之后，比在河内更加彷徨。在他周围的人则明显分为两派，以周佛海为代表的一派是坚决主张组织政府的，而陈公博一派的何炳贤则力陈“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原则，坚决反对。最终周佛海的意见占了上风。

　　然而，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突然刊出高宗武、陶希圣《致大公报信》和汪精卫与日本人签订的《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全文揭露了汪日谈判和签订密约的经过及条款内容。此即所谓“高陶事件”。高陶二人本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所倚靠的核心人物。“高陶事件”无疑给了“和平”运动一个沉重的打击。周佛海当时“愤极之余，彻夜未睡”，曾在日记中写下“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13]

　　在这样的“危机”时刻，一直对汪精卫投敌行为进行劝阻的陈公博，竟然来到上海，投入到所谓“和平运动”当中。1940年3月21日，陈公博来到上海的这一天，周佛海在日记中写下：“本日公博到沪，相见之下，悲喜交集。渠谓高陶实非人类，吾人因政策不同而离渝，从未对蒋先生有一恶语相加，未宣布其秘密。高、陶如此，实人类所不能作之事也。”[14]1945年11月，狱中的陈公博在他的自白书中写下“我不是不爱国，同时我也爱汪先生”，又说“汪先生既然要跳水，难道我好站在旁边袖手吗？”[15]算作是对自己汉奸之行的最后诠释。

　　不止陈公博，汪精卫之对曾仲鸣，金雄白之为周佛海，都曾表达过这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心情。金雄白在回忆中说，1940年的农历正月初八，他曾向周佛海表明，他“决议不干了”。因为几个月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了日本人的蛮横狡猾，也证明了许多“和运”中人之利欲熏心，甘为虎伥，他“不甘同归于尽”。周佛海流着泪拉着他的手说，正因为能够推心置腹的朋友太少，所以死也要死在一起。当时，“士为知己者死”的话就浮上金的心头，他也紧紧握着周的手，“凄然的点了点头”。[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