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日本国内“理性”势力的过度期待

　　汪精卫的投敌，从消极的一面说，是在错误预见中国必败的情况下，为中国复兴“保存元气”；从积极的一面说，也希望借助日本入侵带来的中国各种政治势力的重组，在政治上另有一番作为，是为了政治路线和最高领导权而拼上性命与蒋介石的最后一搏。汪精卫确信他的求和行为是有利于国家的。在决定离开重庆的那一刻，汪精卫以为，他“看透了，并且断定了，中日两国，明明白白，战争则两伤，和平则共存；……两败俱伤同归于尽的一条路，与共同生存共同发达的又一条路，……两国有志之士，难道怵于一时之祸福誉毁，而徘徊瞻顾，不敢显然有所取舍吗”？[6]

　　汪精卫早年借广东省政府派遣留日学生的机会，考取了日本法政速成科官费留学生。在日俄战争的背景下，形成最初的政治理想，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开始了其一生的党政生涯。对于中日两国政治一衣带水的关联和互动形势，汪精卫有着深刻的认识。

　　早在《民报》时期与保皇党的论战中，汪精卫就在一篇《申论革命决不致召瓜分之祸》中指出，日本国内对于清国之方针，亦分“保全”与“侵略”二派，“此二派皆有势力”，而“欲问何派得以实行，则纯视中国之现状如何以为断”。三十年后，汪精卫本着同样的对日本国内“理性”政治势力的妄信，发表“艳电”，响应近卫文麿的诱降声明，在承认“满洲国”、放弃内蒙地区、出让华北资源、承认日本在中国所有经济特权的情况下，以战败议和，谋求一个“战后之休养”的时机。

　　他深信，日本人最终也会明白和则共存，战则两伤的道理，现在他提出的和谈，有助于日本国内“理性”的政治势力占上风，最终达到共同发达，这不但是中国生存独立之要道，同时也是世界与东亚长治久安之要道。

　　对日本国内的“理性”势力寄予过度期望，是汪伪汉奸一种普遍的心态。在1940年5月的一次日本招待宴会上，周佛海说：重庆的人自认为是民族英雄，视余等为汉奸，而余等亦自命为民族英雄，“盖是否民族英雄，纯视能否救国为定。余等确信惟和平足以救国，故以民族英雄自命。但究竟以民族英雄而终，抑以汉奸而终，实系于能否救国。如余等以民族英雄而终，则中日之永久和平可定；如以汉奸而终，则中日纠纷永不能解决”。[7]

　　事实上，对于如何才能“救国”，周佛海也没有全盘的计划。起初他与汪精卫一样，幻想着日本人能够有理智冷静的思想，看清战争的后果，“否则中国固亡，日本亦不能独存”。接触后才知道“日本意见分歧，机关复杂，而且气量狭小，至今尚无觉悟，将来前途未可乐观”，而伪组织中人却各谋私利，“鲜有为国家打算者”，国际局势又是千变万化，不可测料，此时周佛海才发现自己已陷入了“和平终不可期，而吾辈又无立足之地”的尴尬境地。[8]

　　三、重庆的特务统治与汪精卫的民主诉求

　　在汪精卫对中日战争形势的错误判断之下，重庆的特务政治无疑也推动了汉奸政权的产生。曾亲身参与了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的金雄白，流亡到香港之后，写过《一排枪、一滩血、一个政权》等文章，将河内高朗街的枪声血痕，认作汪伪政权最终成立的直接原因。

　　据说，当汪精卫发表艳电之后，除了中枢要人不断有函电劝挽之外，中央也两度派人到河内劝说，希望汪仍回渝供职。但汪表示他在抗战政策上与当局是不相容的，决定携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五人赴法。然而紧接着发生的河内暗杀事件，彻底改变了汪精卫的计划。

　　替汪而死的曾仲鸣，是汪精卫最亲近的部下，他的夫人方君璧、姐姐曾醒，与汪精卫一家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一场显然是精心策划的暗杀行为导致的曾仲鸣惨死，方君璧重伤，带给汪精卫无限的悲愤，激起他对重庆极大的反感。河内暗杀行为所造成的汪精卫的冲动情绪，也被日本人在诱降过程中充分利用。

　　据高宗武回忆说，当日本的犬养健和陆军少将影佐探知汪宅被刺的消息后，不等他们同意就直接从东京来到河内，要求与汪精卫晤面。“这三位日本人见了汪便号啕大哭，汪氏亦流泪。所以这一场见面，除彼此相对而哭，并无任何说话，但日本人的这一场大哭，就把汪氏哭走了。”[9]

　　无论事实是否如高宗武所言：河内事件使个性冲动的汪精卫忘记了一切，把救国的动机变做个人复仇的工具。河内刺杀确实加速了汪精卫的投敌活动，并为他批判重庆的独裁和特务统治提供了最好的借口。

　　暗杀事件之后，如惊弓之鸟的汪精卫来到日本占领的上海虹口，提出“实现和平，实施宪政”的口号，说在民主国家的议会里，即使在战争中，依然可以提出反战意见，但是“我呢，在重庆不能哼一声，离开重庆才能哼得一声，立刻便要杀以灭口了。……杀没什么可怕，可怕的是哼不出声来。一个副总裁，一个外交部长，尚且如此，其它可想。”[10]并借机提出自己的政治目标，“誓当竭其心力，以民主集权之精神团结党内，以实行宪政之约束与全国各党各派无党无派有志之士携手合作……”[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