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南京市委就会师问题向中央、华东局写了报告。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作为“正确处理”解放军和南下干部与地方党组织关系的经验，立即转批给中共华中局和西北局：“兹将南京市委关于外来党和本地党会师问题的经验转发你们，请你们充分注意此项问题，务必抓紧指导，不要再蹈我党历史上对比问题处理不善的覆辙。”（参见《宋任穷回忆录》，264、265页）

　　从此，与“南下干部”相对的“地方党”、“地下党”这些名称随之迅速推广，并开始见诸于党的文件。这一大批出生入死冒险斗争并做出杰出贡献的战士，解放后重新被打入“地下”了。他们的命运就是近几年才被披露出来的“新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份文件只发到当时的少数大军区的领导人。以致在完全实行了这个方针，打击了绝大部分地下党员（实为党内有独立思想和民主观念的知识分子，并扩大到党内其他领域及党外知识分子）后，又经过了改革开放约30年后，看过这个文件的个别幸存者才披露出来。

　　在这一大背景下，为共产党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陈修良很快变成阶下囚，受尽屈辱、打击和迫害。

　　三

　　1950年6月，在苏联学习参观后的陈修良回到南京故地，看到了许多过去出出生入死战友在整党运动后的悲惨命运，悲哀又无奈。还看到她的副手组织部副部长（南下干部）给她整的黑材料（给华东局组织部的报告），如说“地下党对自己力量似乎估计过高，据说当初想依靠自力进行接收，后来客观情况与主观想象均有出入，认识分歧，思想纷乱，由是其开端……”陈修良感到非常委屈。（陈修良给华东局组织部的信，1950年9月，陈修良保存文稿）

　　这时，柯庆施已经成为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她不得不要求离开南京，来到了还有一些老战友在领导岗位上的上海市委。但在“新十六字方针”的阴霾下，始终只能担任“副职”，而且频繁调动。虽然她并不计较职务高低，每到一处努力工作，调查研究、创造性地提出工作建议，而每到工作开始或获得成绩时，就被调任了。

　　1955年，由于华东局撤销，沙文汉出任浙江省长，陈修良调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1955年春发生针对地下党斗争领导干部的大冤狱“潘汉年事件”。省委书记立即在浙江省委干部会议上说：“我们浙江也有第二个潘汉年，大家要提高警惕性！”（陈修良回忆：《生活就是考验》1987年，内部印刷）接着就动用公安手段，对沙、陈夫妇进行监视、限制行动、消减工作等等。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经常到杭州，省委故意不通知沙文汉参加迎接。毛看到了来迎接的人名单，就问省长为什么不来？回答是：“他身体不好，一般应酬不参加。毛很生气……”（史永给陈修良信件，1997年12月25日）

　　在1956年7月浙江省第一届二党代会上，陈修良的地标宣传口在大会上之言对省委的工作报告和下届候选人，包括省委书记工作作风的批评，沙文汉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党政分开”、不搞“以党代政”和要求“党内民主”的发言。据此，1957年陈修良被打成“极右派”，沙文汉成为党内级别最高的“右派”。

　　1957年浙江省委的这次“反右”运动，是毛泽东将“反右”运动从党外转入党内的重大步骤。柯庆施多次到杭州参与省委的“整风”“反右”会议，1957年12月毛泽东坐镇杭州指导，批准把在柯庆施帮助下写的省委报告在全国发表。

　　接着被批斗、抄家、降职、减薪、扫地出门，一家星散；陈修良被劳动改造，群众专政，受尽屈辱。1958年3月8日，三八妇女节那天，陈修良被发配农村监督劳动时，沙文汉怕她想不开，鼓励说：“你以前长期在城市工作，很少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这次下去，就把它看作上一次农业大学吧，这样可以更深地去了中国的实际”；了解陈修良性格的刚烈，沙文汉还特别叮嘱：“我们今后遇到的情形可能更坏，你一定要有思想准备。但是在任何困难考验下，我们要约定都不能自杀！”陈听后十分动容，眼里噙满了泪花，沉重地承诺：“我决不自杀！”

　　此后，陈修良先后在农村和杭州大学，经过长达22年的劳动改造，“文革”被关进“牛棚”批斗，遭受血多磨难和屈辱，许多杭州大学的难友教授被冤死或自杀。1964年1月，沙文汉在冤屈中病逝，她却坚强地活了下来。

　　“四人帮”下台后，她的冤狱才开始平反，右派改正了，但是给沙文汉留下历史上有“政治问题”的尾巴。她又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几次冲破阻力直接向胡耀邦同志写信。1983年11月，沙文汉案终于获得彻底解放。

　　自从1978年1月陈修良右派“摘帽”，到上海开始了她生命旅程中另一个重要的阶段。此后20年她在为她和沙文汉彻底平反而斗争的同事，又以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全力以赴为拨乱反正、平反冤案、还原长期被歪曲和掩盖的历史真相而奋斗到最后一息。她不仅为南京秘密党时期的历史平反，而且为大量的战友和部下的冤案平反作证。更为整个中共党史作证，提出研究中共党史不能脱离研究斯大林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框架、批判那只归功于毛一人的“个人崇拜史”，只归功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起义史”，只有战争的“军事史”，全盘否定城市的政治、文化、社会斗争、群众运动、统战、情报、策反工作的“伪党史”，她参加各种纪念会，宣讲历史的真实情况，纠正种种传统观念。耄耄之年她长期生病住院，就在病床上写。不能坐了，就站着在窗台上；不能执笔了，就口述录音，在生命的最后20年，还为后代留下了百万多字、涵盖了近70年的党史资料。她希望后人不能忘记历史，因为真实的历史是战胜愚昧、暴力、非理性的武器、是中国走向民主化和现代化的铺路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