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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逸和战乱的考验 1925年闻一多回国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后,1926年1月即把妻子和女儿立瑛接来北平,从此开始过上了小家庭生活。高孝贞当上了小家庭主妇,虽然比较累,心情却舒畅多了。 高孝贞是独生女,她的父亲思想开明,不让女儿缠小脚,让她和男孩一块玩和读书,因此她习惯于自由,活泼开放。嫁到闻家后,受到大家庭的诸多礼教约束,不太适应。现在来到北平,有了自己的小家庭,自己做主,心中自然高兴,对丈夫的照顾也热情主动。家务之余和丈夫一起读读唐诗,逗逗女儿,生活自有一番乐趣。夫妻恩爱亲密,进入了婚后恋爱的佳境。1926年7月,因时局变化,人事纠纷等关系,闻一多离开艺专,携家眷离开北平回到浠水。此后他在上海、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和妻子时聚时分,一直到1932年8月回到清华,才过上了安定的日子。在此前后,长女立瑛夭折,又生下了三个儿子(立鹤、立雕、立鹏)和两个女儿(闻名、闻(惠羽))。闻一多当时的薪水不菲,住房宽敞,环境幽美,他决心好好教书和研究学问。每周六晚上常带上全家去礼堂看电影,春秋假日全家去逛颐和园,或游北海、故宫和动物园,家庭中充满了幸福温馨的气氛。 但是,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五年。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日寇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闻一多的家庭,像千百万中国人的家庭一样,也被迫颠沛流离。 这年6月间,北平辅仁大学聘请闻家驷任教,他即回武昌接家眷来平,高孝贞携两个大儿子随家驷回湖北探望久别的母亲,闻一多则带着三个小儿女留在北平。7月7日卢沟桥炮声一响,把他们一家分隔两地,高孝贞很着急,一封接一封的加急电报,催丈夫不惜一切,即刻带孩子们回武汉。闻一多在北平也焦急万分:走还是不走?要走,平汉路已不通,只能辗转走别的路线,兵慌马乱,路途艰难,令人害怕;如果不走,一旦北平沦于日寇之手,后果不堪设想。在举棋不定,心乱如麻的时候,他拿起笔来,于7月15、16、17日接连给妻子写信,倾吐在危难时刻对妻子的思念和挚爱:“这时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屋里,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前回我骂一个学生为恋爱问题读书不努力,今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样。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 信发出后不久,闻一多便毅然带着三个孩子和保姆赵妈,经津浦路匆匆回到武昌。 此时,清华和北大、南开都迁至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临大)。闻一多接到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信后,决定推迟按规定应享受的一年休假,到长沙任教。临大开学仅两个多月,战局急剧恶化,三校又奉命远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闻一多利用寒假从长沙返回浠水老家安排有关事宜。途经武昌时,老友顾毓琇来访。顾时任教育部次长,邀请闻参加正在组建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闻一多认为这是做官,不符合自己的兴趣,断然谢绝了。回到浠水说起这件事,高孝贞非常生气。她希望丈夫能接受这项工作,可以在汉口留下来,和她一起照顾家庭。她担心万一日本鬼子打来,要逃难,她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怎么办?所以她反复恳求丈夫留下来,但闻一多横下一条心,就是不答应。她越想越生气,闷着头流眼泪,饭也不吃,话也不说,甚至闻一多启程回长沙那天夜里,都不起床与丈夫告别。丈夫走后,一个月也不给他写信。 妻子气成这样,闻一多心中也很难过。途经武汉时,他匆匆写了封便函,请妻子原谅。后来又多次写信回来,叮嘱妻子和孩子们各种注意事项。但是高孝贞就是不回信,自己不写,也不叫孩子写。这可是对闻一多最严厉最残酷的惩罚。他本是个感情十分丰富的人,如今战乱时期,不知家中会发生什么情况,心里更是牵挂着急。他又是信,又是明信片,责备孝贞和孩子们不写信来:“何以此次狠心至此!”1938年2月15日,他又写了封长信向妻子解释,说:“这里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着学校跑?你或者怪了我没有就汉口的事,但是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你不应该勉强一个人做他不愿做也不能做的事。我不知道这封信写给你,有用没有。如果你真是不能回心转意,我又有什么办法?儿女们又小,他们不懂,我有苦向谁说去?”最后说,自己就要随学校到昆明,“如果你马上就发信到昆明,那样我一到昆明,就可以看到你的信。不然,你就当我已经死了,以后也永远不必写信来。” 高孝贞本来是心疼丈夫的,以前只是怄气。现在丈夫来信,把道理讲清楚了,而且把话说到“当我已经死了”的程度,她心软了,马上写信。自己写,也让孩子们写,寄到昆明。闻一多和联大师生二百多人,1938年2月20日离开长沙,经湘黔滇三省,行程3342里,其中步行2600多里,于4月28日抵达昆明。当天闻一多就看到妻子和孩子的信,欢喜得不得了,马上回信报告步行的经过,还说:“我的身体实在不坏,经过了这次锻炼以后,自然更好了。现在是满面红光,能吃能睡,走起路来,健步如飞。”写这些,为的是让妻子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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