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严重的通货膨胀。
1948年端午节前一天，有几个广东籍的立法委员，忽然心血来潮，想回广州去过节，早晨在立法院办公厅告诉秘书张肇元，叫他准备5张飞机票，下午就要起飞，最迟也要坐上当天晚上的夜航班机。那时因战争运输紧张，张肇源亲自出马，硬缠住空军司令周至柔，要了一架军用飞机(那时客机票已卖至两个月以后)。那架飞机晚上才能由汉口回来，因此说好第二天早上起飞。但是，那几位委员说：‘端午不像中秋是晚上过，而是明早过，你叫我们明早才走，这不是明明在开我们几个人的玩笑么？’ 就这样，半夜三更在逸仙路张公馆，由辩论而争吵，由争吵而大骂，由大骂而动武。“当时，立法院的经济及资源委员会有42名工作人员，其中有17位女性。他们不是这个部长或次长的姨太太，就是那个院长或委员的儿媳妇。翻开人事底册一看，一个比一个的后台硬。说到工作能力，则还有好几个不识字的，但同样是科员、办事员，干拿薪水。像娄桐孙的妻妹，就是典型的一个。但是蒋介石、李宗仁、孙科、童冠贤……都尊重这个大委员，谁能奈何她呢？至于说到那些男职员，那就更复杂了。一个秘书就是前边提到的陶善坚，另外两个秘书及三个科长，都是清一色的由山东、苏北一带跑下来的县长、专员之类。一般职员，除原立法院的旧人外，都是委员们介绍来的各地各派党棍、逃亡地主及姑夫、姐夫这一类人。”
这还是在国民党中央发生的事情。在地方，山高皇帝远，腐败情形更为严重。“在四川渠县，人们对地方法院、税捐稽征处、田粮管理处和县银行，怨声载道，痛恨至极。尤其是地方法院，是标准的‘黑漆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不管是刑事、民事案件，一拖就是一年半载。直达员和院里的各级太太都是法院的‘后门’，不走后门的人永远休想打赢官司。传票或判决书的送达费起码勒索一二斗米(每斗至少200万元)，远道还得按路程加倍。百姓进了法院，就等于‘玩完’，即倾家荡产。至于税捐处，上上下下，把持税收，握存税款，非到县财政拮据万分，由政府再三派丁四处催收，决不交纳县库一文。加以代理县库的县行更是一个假公营私的商业机关，稍具会计知识的人，进去做了三年多会计，便可由穷光蛋变为家藏黄金200多两的富翁。他们从中运用，县级公教人员的薪金就不知拖到何时才能领到。田赋粮食管理处更是吮吸人民血汗的大本营。”
腐败如此严重，可谓触目惊心。进一步追问下去，为什么国民党统治集团会如此的腐败？事实上，在专制独裁的体制下，腐败是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只要社会中存在着不受监督的特权，社会中就会存在腐败。这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1949年前后，蒋介石在国民党政权内的独裁有加强的趋势。“中国的领导权仅仅由一个人也就是蒋介石把持着，他唯一的弱点就是嗜权，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全和扩大权力。因此，他一方面采取措施，压制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另一方面在自己周围只用些愿意充当工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在考虑军政领导岗位的人选时，更多的是注重其“忠诚”，而不是能力。“可能有种意见认为，他(蒋介石)本人从不腐败，但在中国人中几乎公开认为，他对下属的腐败是乐意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变得腐败了，那么对他就更加唯命是从了。” 可见，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权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对国民党的腐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现象，国民党政权显然无能为力。因此，腐败就如国民党政权内的一个“毒瘤”，越长越大，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