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从军事理论上讲，由于掌握了原子弹，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以及战后大量裁军的现状，美国的军事战略理论片面地集中在建立的空中核打击力量的基础上，过分依赖于海、空军力量。战后美国的军事战略只是准备去对付一场苏联对美国或西欧突然发动的全面进攻，而这种进攻将遇到战略空军力量的强有力反击。正如李奇微所说：“在朝鲜战争之前，我们的全部军事计划都是设想打一场席卷世界的战争，并且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中，对一个遥远而又无法设防的半岛进行防御乃是愚蠢之举。”“有限战争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生疏的概念。” 其结果是苏联按兵不动，美国却由于判断失误而为太平洋彼岸的弹丸之地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卷入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
正是在这种认识盲目、判断失误以及心理和军事都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仓促做出了进入战争状态的重大决定。这不能不说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在这种偶然性的背后，在各种偶然性的交叉中，仍然存在着某种必然性，存在着美国卷入战争的历史基础。
首先，战后的世界分裂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和敌视的意识形态。美国既然自认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也就担负起了保卫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责任和义务。而苏联则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在美国眼里，苏联正在利用其战后建立起来的军事优势——这种优势由于掌握了原子武器而更具威胁性，实现其一贯宣传的目标：解放全人类。况且，雅尔塔体系已经大体上划分了美苏两国或两大阵营的势力范围，而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又确定了美苏冷战游戏的规则。所以，美国认为向南朝鲜的进攻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向资本主义阵营的公然挑战。在1950年初美国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中，75%的人认为苏联人正在谋取“统治全世界的权力”，正是这种心态的表现。
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早已为美国对外政策定下了这样的基调：作为西方世界的领袖，美国必须抵制苏联发动的任何进攻或制造的紧张局势。从希腊到柏林，从伊朗到中国，从西亚到远东，战后几年的历程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尽管从军事战略的角度上讲，朝鲜半岛被划在美国的远东防御线之外，但是从政治战略的角度上讲，南朝鲜毕竟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毕竟是受美国保护的西方世界的前沿阵地。为了维持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这种威信，为了不失掉“自由世界领袖”的面子，即使是在军事和经济上对美国都不很重要的朝鲜半岛，也成为美国决心保卫西方世界免遭“共产主义侵略”的象征。1949年“丢失”中国之后，就使得南朝鲜在远东的这一象征更具重要性和代表性。
杜鲁门在回顾朝鲜战争时，正是这样说的：
我们当时的心情是：必须坚决制止这种对一个自由国家实行武装侵略的行动，这对保持和平十分重要。我们向大家宣告，我们认为朝鲜的局势关系很大，因为从这种局势中可以看出西方的力量和决心。目前，要想制止世界其他地方的新的行动，唯一的办法是采取坚决的行动。根据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不能采取行动保护一个在我们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并且由联合国采取行动来保障它的自由的国家，那末，不但在亚洲，而且在欧洲、中东和其他地方，靠近苏联的各国人民对我们的信心都会受到极不好的影响。
艾奇逊对这一点说得更加明确：
这是一次公开的、赤裸裸的对我们国际公认的南朝鲜保护者的地位的挑战。南朝鲜是对美国占领下的日本的安全重要的地区。鉴于我们的应战能力，回避这个挑战将使美国的权力和威信受到极大损失。我认为威信的意义是权力投下的影子，那是具有巨大的威慑上的重要性的。因此，我们不能让一个苏联傀儡就在我们的防线火力圈内征服这个重要地区，不能仅仅在安理会中说几句话，表一下态而不作更多的反击。看来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使用武力。
当然，杜鲁门和艾奇逊作为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主要决策人，在事隔多年后采取这种说法，多少有些为美国错误地卷入这场战争的决定进行辩护的用意。这是因为，战争后来的发展完全出乎美国意料，而美国的舆论和民意在战争尚未结束之时已经开始转向，从初期对战争的热情变为抱怨和厌恶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不过，当时美国的决策确实有很大的意识形态的因素。当国会顺利通过杜鲁门关于介入战争的决定后，俄勒冈州共和党参议员莫尔斯说了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总统的历史性声明向世界上爱好自由的人们清楚地表明，我们决不能容忍共产党侵略自由世界。”
其次，美国确定的冷战原则是遏制政策，从这一政策出发，美国必须阻止苏联侵入自己势力范围的每一步扩张行动。而朝鲜发生的进攻行为，就被美国认为是苏联策划的全线进攻的第一步，或试探性进攻。因此，美国必须加以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