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文格式看是毛泽东给周恩来的复电，从电文内容看，是对于都河、信丰河一带敌情报告及我方保卫大队设置的建议。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9月20日，我方已与广东军阀陈济棠接上了联系。
9月20日，离红军主力转移仅仅只有20天。
红军突围前夕，红军保卫大队也正是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分布在三门滩、罗家渡和长洛圩、圹村一线。
10月18日，刘英在于都河遇见毛泽东，问道：“你9月份到于都是有‘特别任务’的是吧？”她后来回忆说：“毛主席这才告诉我，他来于都主要的任务是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现在我们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5座浮桥，安然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
可见，毛泽东此时不仅知道红军主力要转移，而且还知道红军转移的突破口，并预先承担了“于都架桥”的特殊使命。
当然，毛泽东无权参与他们的决策，许多实情他是逐步了解到的。不管怎么说，“左”倾冒险主义者还是放弃了固守阵地的错误做法而接受了他当初的主张。虽然，红军现在出击已经太迟，但只要指挥得当，钻出敌人的铁箍还是做得到的。
或许是由于劳累过度，毛泽东再次病倒了，发高烧到40摄氏度。
傅连日章闻讯火急火燎从瑞金赶到于都，断定毛泽东是恶性疟疾复发，给他服了加倍剂量的奎宁。
毛泽东十分焦急，这么个时候怎么能躺下呢？假如老这么躺着，“独立房子”会不会乘这个机会就让他躺在这里？他恳求傅连日章：近日内一定要将他的病治好。
其实，毛泽东此刻的担忧并非多余。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后来这样叙述：
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