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中印战争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
这一举动，在世界舆论中引起巨大轰动， 许多国家在感到意外的同时，纷纷为之称道。缅甸驻华大使叫温称这些措施“非常崇高、宽大”，“印度政府应该予以接受，并采取同样措施”。（缅甸驻华大使叫温同周恩来的谈话记录，1962 年11 月21 日。） 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访华期间对周恩来说：中国政府对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很大主动，这是明智的步骤。中国关于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冲突的建议，我们认为是合情合理的”（ 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同周恩来的谈话记录，1962 年12 月26 日。）。这样，中国在政治上进一步取得了主动，而印度则陷入被动之中。
（三）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两个认识。
第一，如何评价毛泽东关于双方后撤20 公里的决策。在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上，毛泽东关于双方“后撤”的决策至今仍存在不同的认识。一些人对这个决策提出质疑，认为这个决策是错误的，不仅当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给今天解决这个问题留下后患（即难以要回当年我们后撤而被印方占据的地区）。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情况。
从国际战略的角度考察，上世纪60 年代初，我国不仅继续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包围和封锁，而且与苏联的关系恶化。因此，争取和团结包括印度在内的亚非国家的支持，搞好同他们的关系，就显得特别必要。中国政府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中所提出的积极建议和采取的“撤军”等措施，使很多国家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其中包括一些过去对中国持有偏见和怀疑态度的国家。这样，中国就赢得了更多的朋友，国际地位和声望在这场集政治、军事和外交于一体的斗争中得到提高，避免了四面受敌局面的出现。
从边界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双方后撤的决策也是必要的。如周恩来所说：“在有争执的边境地方，如果不使双方的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就很难避免冲突。”（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62 年11 月4 日。引自《人民日报》1962 年11 月8 日。）另外，当时仅由中印两国谋求直接谈判还不够，还需要其他亚非友好国家进行斡旋。从实际效果看，由于中国政府率先停火并且撤回自己的部队，中印边境的局势缓和下来，为一些关心亚非地区和平的国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斡旋奠定了基础。至于“后撤”带来的问题， 只能在以后条件成熟时通过两国和平谈判予以解决。
第二，如何理解中国政府在边界谈判中坚持以恢复1959 年11 月7 日双方的实际控制线为谈判的基础。这个问题，是中印边界第二次武装冲突后中国在谈判中与印度之间的一个重大分歧。印度方面坚持首先恢复因印军一再入侵而造成的1962 年9 月8 日以前的边界全线状况，然后再举行会谈。
为什么中国政府在谈判中坚持要以1959 年11 月7 日线为谈判基础呢？周恩代表中国政府是这样解释的：“印度政府所谓恢复9 月8 日以前的边界状态意味着什么呢？在中印边界东段，它意味着印军重新侵占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的中国领土；在中印边界西段，它意味着印军重新侵占他们从1959 年以来在中国境内建立的军事据点。这种状态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这是印度军队凭借他们已经侵占的有利军事地位在10 月20日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的状态。这是孕育着严重到不可避免的边境冲突的状态。无论是恢复9 月8 日的边界状态， 或是恢复10 月20 日的边界状态，都是不公平的，都不可能带来和平。”“印度政府不同意恢复1959 年11 月7 日的边界状态，而要求恢复1962 年9 月8 日的边界状态，就证明印度政府从1959 年以来用武力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印度建议恢复的状态是三年来印度军队越过实际控制线、侵占中国领土后的状态；而中国建议恢复的状态却是三年前中印边境基本上保持平静的状态。按照印度的建议，只有中国一方面后撤，而印度不仅不撤，还要前进，还要重新侵占中国领土；按照中国的建议，中印双方互有撤退，而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后撤的距离还会远远超过印度军队后撤的距离。”（《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1962 年11 月15 日。引自《人民日报》1962 年11 月20 日。）他还指出：“根据中国政府的决定，中国边防部队将撤离1959 年11 月7 日实际控制线二十公里。这就是说，他们将不仅撤出在最近的自卫战斗中所进驻的地区，而且将撤到远离他们1962 年9 月8 日或10 月20 日所在位置的地方。1959 年11 月7 日实际控制线是根据当时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形成的；它是客观存在的， 不能由任何一方任意加以规定，加以解释。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 都是从自己管辖的地区后撤，因此不发生一方占便宜、另一方吃亏的问题。而且，这样做， 既不妨碍每一方对自己撤出的地区继续行使管辖，也不损害任何一方对边界的主张。”（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62 年11 月28 日。引自《人民日报》1962 年12 月1 日。）从周恩来的解释中可以看出，无论从哪方面看，印度的建议都是片面的、强加于人的， 是要中国屈服的；而中国的建议对于双方来说，却是对等的、互让的、互相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