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我到云南勐腊县采访，顺便去看望韩桥。来到勐满镇，镇干部告诉我，华桥农场已经撤销，韩桥等难民经中老双方谈判后确认了国籍，现被送往了老挝的南塔省。我当即前往老挝，在老挝南塔省的芒海牙难民村找到了韩桥。韩桥告诉我，1981年老挝政府已将他们这批难民从中国接回，他在难民村种橡胶种粮食，如今结了婚，有了孩子，生活已稳定下来。
因为除“内奸”他们变成难民
1979年底，我转业到地方工作后，被多家报刊聘请为特约记者。1980年3月，在云南边防部队当团长的战友唐孝洪来电话，说越南又在驱赶华侨了，问是否有报道的价值，如有兴趣，赶快过去。接到电话，我马上动身前往中越边境。
3月9日，我赶到云南河口县南溪镇。南溪镇与越南老街省孟康县交界，边境线全长60公里。第二天，在我边防部队和地方干部的安排下，我开始沿着中越边境步行。
上午10时，太阳出来了，雾霭散尽。我走在我方坝吉村小路上，坝吉村对面是越南的木瓜村，木瓜村有200户人家，他们世世代代与我南溪镇坝吉等村子友好往来，双方边贸互市，两国边民长期以来认亲通婚均被认可，越南的母鸡过中国边界下蛋，大爹大妈过来捡鸡蛋是常事。可近年来变了，随行的干部告诉我，越方又开始驱赶华侨了，他们把要驱赶的华侨从各地赶来集中到木瓜村，再经该村驱赶到中国。
果然有30多个越南老百姓，背着简单的行李，拖儿带女，朝中国边境走来了。后面跟着的越方官员和民兵持枪威胁华侨，官员似乎文明点儿，在不停地催促难侨往八字河走来。八字河有20多米宽，因为是旱季水不深，只淹到膝盖，难民们还未到河边，我方政府干部唐辉云拿起话筒立即喊话：
“木瓜村的村民们，长期以来，我们都是友好相处的兄弟朋友，维护两国边境的稳定是两国边民的共同责任，你们有什么困难尽管向我们提出，千万不要擅自过来，赶快退回去！”听我方一喊话，老百姓的脚步停了下来。这时越南一个官员也拿着话筒大声叫了起来：“对不起了中国同志，我们也是没办法，是奉上级的指示，不得不将他们劝回中国，因为他们是中国人。”越南官员尽管将“驱赶”，改为“劝回”，却怎么也掩盖不了旁边持枪的公安用武力相威胁。
倾刻，只见老百姓一个个走进河里，大人领着小孩，年轻人扶着老人，蹚着河水进入中国的坝吉村，他们一共31人。
走到最前面的是徐小才、吴付敏夫妇和两个儿子。突然徐小才“扑通”一声领着一家人跪在我们面前，哀求道：“中国兄弟，我求你们了，千万不要送我们回去，再回去，我们没有办法活！”来接应的我方政府干部连忙把他们扶起，一个负责干部对面前的难侨保证道：“同志们，到了中国就等于到了家，我们不会驱赶你们回越南，要回去也只能通过两国政府双方谈判解决，你们必须有尊严地回去，必须有尊严地生活在越南，在越南不接受你们前，你们就生活在南溪，我们会让你们有饭吃，有地方住的......”
听我方干部这么一说，难侨们就像吃了“定心丸”，一个个脸上露出了笑容。徐小才则当众控诉越南驱赶他们的所作所为。
徐小才原籍是云南屏县，解放前父母为谋生到了越南孟康县，父母死后安葬在孟康县城，他们都早已加入了越南籍。岂料，1979年2月，中越双方爆发战争。战争结束后，越南自上而下开始检讨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最后得出结论：内部出了叛徒。于是在整个边防县城掀起锄“内奸”运动。结果查来查去，我祖祖辈辈生活在越南的华侨成了牺牲品，成了被驱赶的对象。这时35岁的徐小才，被越南公安局抓去审问了半个月，问他越中战争期间在哪里，去了什么地方与什么人接触过，特别是回中国探亲没有。徐小才如实作了回答。尽管这期间他没有回中国探过亲，还是以重大怀疑对象准备判刑。徐小才大喊冤枉，四处申辩。最后越南当局才作出决定，对徐小才不予判刑，没收所有财产，全家驱逐回中国。
徐小才刚说完，随行干部接到通知要他们赶快往前走，前面有情况。我随我方接受难民的干部继续沿着八字河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