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医护人员马上为他上药打针包扎伤口，他十分感激，紧紧握住我的手连说谢谢。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到越南的，又为什么被驱赶回中国。这一问，他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用袖子往脸上一抹，愤怒地向我叙述悲惨的遭遇。
他叫黄兴云，25岁，家住越南安沛市。他父亲黄通辉，云南昆明人，解放前到越南做生意，留在了越南，后与越南姑娘阮玉贡结了婚，不久生下了黄兴云，自然父亲也就加入了越南籍。1953年，黄兴云刚出生一个月父亲参加抗法战争，当年在奠边府战役中英勇牺牲。黄兴云长大后娶了越南妻子武仙，并生下一对儿女。早在1978年初，越南当局开始清理户口，说黄兴云是中国人，必须回中国去。
他与当地官员据理力争，说父亲加入了越南籍，他本人在越南出生，是越南国籍应该留下来，当地官员不听他的，说奉上级命令，黄兴云必须回中国。无奈之下，黄兴云提出要回就和母亲妻子儿女一起回，母亲老了不能劳动必须留在身边。岂料，当地官员还是不同意。眼看骨肉要分离，黄兴云母亲阮玉贡给当地政府留下一封遗书，然后上吊自杀身亡。母亲在遗书写道：希望政府不要驱赶儿子，骨肉不能分离，就算我求你们了。可是阮玉贡的生命并没有能换来政府官员的同情，最终黄兴云还是以难民的身份被驱赶回到了中国。
我们正谈着，一个叫王光喜的难民来看黄兴云，告诉他晚上住河口县体育馆。他见我是军人，又在日记本上记录什么，也许是找到了诉苦处，王光喜几乎是吼了起来：“解放军同志，你们给评一评理儿，看世界上还有没有像越南这样不讲理的国家！”
王光喜，55岁，云南广南县人，解放前13岁时随父母逃难到了越南。到越南后，他在越南朗那县做药材生意，扎下了根，一家人经过几十年的艰苦拼博，创造了不少财富，拥有一家药厂，药品远销越南全国。王光喜长大后与华侨姑娘洪丁香结了婚，婚后他们生下3个女儿1个儿子。父母死后安葬在越南，1978年初，上级突然通知王光喜一家人必须回中国。王光喜不解，问为什么，当地官员答复，因为他们原籍是中国人。如果能正常地回中国，王光喜倒也乐意，因为你越南要排斥华侨，不能容纳中国人，中国政府一定会接受他们的，他马上到银行办理转账和提取现金，准备兑换美元回中国，可接到银行的通知，暂时不能办理。
这时有人给王光喜出点子，如果让他儿子去当兵，也许就不会被驱赶，财产也会得到保护。当即王光喜送18岁的儿子王学辛去当了兵，不久儿子被派往柬埔寨打仗。到了1978年10月，越南当地官员命令王光喜和妻子及3个女儿立即离开越南回中国，王光喜连忙去银行取款，结果被告知，他打拼一辈子上千万元的存款不允许带走，一家人只好含泪离开了越南。
王光喜的话音刚落，又有十多个华侨围着我反映他们的遭遇，一个名叫陈景堂的华侨，左手吊着纱布带，揭露越南当局对他进行殴打，左手被打断，然后由几个边防军人，将他拖到中国边境......
向我控诉的人越来越多，我强忍住怒火，快速记录，答应他们一定向上级反映华侨们的悲惨遭遇。
因讲公道话被驱逐老挝
谁也没想到的是，越南当局由起初的驱赶华侨难侨，制造震惊世界的难民潮，后来在苏联的支持下背信弃义，以我为敌，侵柬反华，疯狂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屯兵中越边境，蓄意制造事端，不断侵犯我国领土，向我境内开枪开炮，打死我国边民，不断制造流血事件，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对过去的“同志加兄弟”，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我军不得不被迫进行自卫还击作战。
我随所在的部队参加了自卫还击作战。作战前部队从地方抽调不少懂越语的人到部队担任翻译。由于需要量大，从各大专院校抽调学越语学生担任翻译，已满足不了要求。根据上级的指示，我们到各难民农场抽调了一批刚被越南驱赶回国愿意参战的华侨难民担任翻译。这些翻译中就有上述提到的黄兴云、王光喜、陈景堂等人。战争结束后，根据领导的安排，我和干事吴永和将参加作战的翻译，护送到他们的所在地，我们所护送的翻译共40人，乘坐一辆大客车，分别将他们送往云南的耿马、元江、芒市。
1979年4月28日下午4时，我们到达了中缅边陲县城勐海县。从这里到耿马县还有380公里，不能再前进，因为前面没有接待站，我们在勐海兵站住宿，准备第二天清晨赶往耿马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