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土地，库尔班大叔过上了好日子。然而，心地善良的他感情朴实，深知幸福生活来自“恩人共产党、毛主席”。他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久而久之便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去见见“救星毛主席”。可“救星毛主席”是谁呢？他并不知道，结果先是把在托格日尕孜工作的汉族干部当作了“救星毛主席”，拎着甜瓜，跑去探望。汉族干部告诉他说：“我自己不是毛主席。”
“那毛主席是谁呢？”库尔班大叔失望地问道。
“他在北京，是各族人民的领袖！”
“那我如何见到他？”
“我们于田离北京太远了，只能写信！”
于是，库尔班大叔当场委托汉族干部当翻译，给远在北京的毛主席写了信，忆过去的苦，思如今的甜，感谢恩人。
信笺发出后，中央办公厅还真的给他回信了，鼓励他好好劳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且还寄来了一张毛泽东的照片。库尔班大叔一下子成了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他把毛泽东的照片挂在屋子正中央，天天仰望着它说：“全托您老人家的福，您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
可是，这样天天“看照片”，并不能止住他去见“救星毛主席”的渴望，越想思想越深。1956年，他按捺不住自己的念头，开始准备礼物，打算去北京见毛主席。等到金秋10月，果实收获好了，他便戴上小花帽，拿着地毯、杏干、葡萄干、哈密瓜、玉米等礼物，告别乡亲，骑着小毛驴，启程去北京“看望恩人毛主席”了。
可他哪知道北京到底有多远呢。
小毛驴身上的铃铛叮当作响，一葫芦水和一袋干馕背挂在毛驴背两旁。老人满面幸福地骑在毛驴背上，向东方走去。他不知北京有多远，世界有多大，也不知前方的道路有多难走，只怀揣着一个信念——去北京，去见“救星毛主席”。
路上，有个驼队告诉他说：“到北京去，要走40个沙漠、40个戈壁，翻40座大山，过40条大河。”他并没被吓倒，反而更鼓足了干劲，飞快地往前走，准备跨越这一个个“40”难关。
库尔勒骑着小毛驴上北京的消息很快被当地政府知道了。于田县县委书记马上就急了，跺着脚说：“这么远，哪里去得了！赶紧叫李常委把库尔班大叔追回来！”
李常委来不及准备，骑马赶去。在半道上，他拦上一辆军车，驱车急赶。这样，好不容易，他才撵上快乐的库尔班大叔和他叮当作响的小毛驴。军车追上去后，他跳下车，拦住小毛驴，急切地说：“大叔，北京太远了……你去不了！”
库尔班大叔弄明白李县委的“意思”后，却有着自己朴实而天真的执著想法，大声地回答说：“李常委，谢谢你好心的劝说。不过，北京在地上。只要我的小毛驴不倒，一直走下去，就一定能到北京。”
“要走40个沙漠、40个戈壁，翻40座大山，过40条大河……”
“李县委，你说的我都知道，北京再远，过的沙漠和河流再多，嘿，我的小毛驴也走得到。”说罢，库尔班大叔继续打驴而去。
此时，大叔已经73岁了。他有着维吾尔族人的质朴、执著，也有着老人的可爱和固执。而他这种浪漫天真而又坚决的决心，叫李常委忍俊不禁，又不得不心生敬意，但他知道大叔这样走下去肯定是不行的，坚持说：“在沙漠中，你肯定要渴死饿死的！”
“我不会。”
库尔班大叔催赶着小毛驴，还撒开了蹄子。李县委不得不跑步追上去，好说歹说，但还是劝不下执著的老人。最后，他不得不站在路中央，严肃地说：“我以县委和党组织的名义下命令你回去。”
除了毛主席，库尔班大叔还敬重一位恩人，那就是共产党。此刻“县委和党组织”都下了命令，他的脚步终于停了一下……就这样，李常委把库尔班大叔半劝半拉，带回了家。
这次半路上被截回来了，库尔班老人虽然没有走成，但并没有歇下此心，相反，他从李常委那里获知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要去北京，一定要坐汽车才能到达，小毛驴是走不到的！可哪里有汽车去呢？
这难不倒他。
以后，他天天到大路上挡过路的汽车，要求驾驶员们把他带到北京去。
自然，他天真的想法实现不了。
不久，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到于田县检查工作。县委专门向他汇报了执拗的库尔班大叔的这个情况。王恩茂感动了，说：“我要见他！”
他亲自驱车赶去托格日尕孜。结果，在半路上，正好撞见正背着大馕拦车的库尔班大叔。王恩茂立即下车，接见他，称赞了他，并且劝告他说：“大叔你别拦车了，这样很危险的！”
“做什么事情没点危险哩！去见救星毛主席，我冒点险，没有关系！”库尔班执拗地回答。
王恩茂没办法了，只好说：“你先在家乡搞好生产，安心劳动，做乡亲们的榜样。等有机会，我一定让你到北京去。”
这话很管用，库尔班大叔听从了。以后，他在合作社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处处带头，事事认真负责。但在努力劳动的同时，他要去北京见恩人毛主席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隔一段时间就托人给毛泽东写信，并寄去干果，表达一位翻身的少数民族农民迫切见到救星的激动心情。中央办公厅也先后四次给他复信，再次给他寄来毛主席的照片。这些都给他极大的鼓舞，使他把冲天的干劲放到农业生产上。
然而，月复一月，日复一日，王恩茂书记答应的话一直没有兑现。库尔班大叔终于决定“不等他”了。1957年秋，他再次把新收获的瓜子、桃干、杏干、葡萄干选了又选，仔细打成包，挂在房梁上进行风干，十天半月拿下来看一看，拍拍土，又原样挂在房梁上。他准备带上干馕拦汽车上北京去。
县委书记闻讯，不得不再次派人做他的思想工作，希望他再等一等，答应一有机会就第一个带他上北京。随后，县委再次向王恩茂专门作了一次汇报。
1958年5月，机会终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