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州街头的群众意见箱
禁烟查赌
1978年，一名老者历尽劫波，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他是戴着“三青团分子、蒋经国嫡系、反动区长”的罪名，开始长达20年的牢狱生涯的。出狱之后，他断断续续的撰写一些文章，回忆自己青年时期在赣南与蒋经国共事的点滴事迹。这名老者就是赣州城区区长徐浩然。
“1940年，蒋经国一到赣州，第一炮就是除三害:查禁烟、赌、娼，并从禁烟开始。”也正是通过他的记述，蒋经国在赣南的作为，日渐清晰、生动起来。
赣州中山路有一家“仁记宝成行”，是广东一名军长出资开设的土膏行。一日，专员公署突然派人武装进入行里进行查封，共查获了十九箱云土，每箱一百斤，价值银洋20万元。为了避免老板派人求救，蒋经国在查封第二天就在专署礼堂召开各界代表联席大会，当场将没收的烟土焚毁。“蒋经国亲自点火，顿时，黄烟直冒，香闻十里。”
赣州城中有一个大赌场，在利民百货商场三楼。后台老板是一名叫做李振球的中将。在这个赌博俱乐部中，麻将、推牌九、押宝，样样齐全，规模巨大，“一夜之间输赢成千上万”。正是由于后台强硬，戒备森严，这个赌场在蒋经国来到赣南后，依然“放心大赌，通宵达旦”。
一日，一名赌输的赌徒意图赖账，被痛打一顿，于是投书专员公署，揭发赌局。第二天，蒋经国命令特别行动组于晚间12点集合，携抢闯入赌场，当场拘捕了正在聚赌的数十名赌徒，缴获赌资近两万银元。
当时蒋经国禁赌，下发规定，抓到赌徒罚跪公园三天。一次，查赌人员抓到了吉泰警备司令赖伟英的夫人。警察打电话给蒋经国，蒋片刻后回话，“管他什么司令太太，总司令的太太赌博抓到了一样罚跪，你们尽管放手去干，有我担待！”司令太太跪公园，此消息一经传出，引来众多民众围观，成为赣南禁赌时期轰动一时的大事。
苏联留学时期的“阶级斗争”方式，似乎深刻影响了蒋经国，对于他眼中带有“浓厚封建力量”色彩的事物，蒋经国的办法是，“毫不留情持极严格的手段，用坚决的革命手段去打击他们。”
三年计划
如果说，“禁烟查赌”所代表的是一种革新政治的决心的话，那么以“三年计划”为代表经济、社会建设才是改造赣南的核心。
所谓“三年计划”，也就是在工业、农业、基础建设、教育等方面，各自设立具体目标，在三年内实行完成。这明显带有“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印记。
为了顺利实施这个计划，蒋经国模仿苏联掌控宣传的方式，首先将赣南的《民国日报》改造为《新赣南报》，此外改建了诸如抗建通讯社、新赣南出版社，新赣南书店、《江西青年月刊》等宣传文化机构。这批宣传机器，一声令下，就全力开动为“新赣南”造势。
在浩大的宣传攻势下，“新赣南”建设的大幕徐徐拉开。首先开工建设的是中国儿童新村。儿童新村位于赣州近郊虎岗，依山临江，方圆十里。新村以正气小学为主体，还包括一个幼儿园。创办初期，有1200多名学生，“其中很多是无家可归的难童”。毗邻儿童新村，同时创办的还有正气中学，仅用一年时间，学校就建立起礼堂、教室、宿舍、图书室、操场等主要设施，并开始招生。
如果说儿童新村和正气中学的建立，是为了“人人有书读”的话，那么“交易公店”的设立，则为了达到“人人有饭吃”的目标。1940年夏秋之季，赣南大米暴涨，涨幅超过50%，城区甚至超过了100%，粮商大户借机囤积居奇，抬高物价。
蒋经国则决定设立“交易公店”，对粮食实行“公卖”，也就是由政府掌握一定的粮食资源，以平价销售给经过审核的住户。后来，“交易公店”销售的商品不仅仅限于粮食，而是扩充到所有的日用百货，以及土特产品，销售的网点也扩展到下辖各县的大市镇。
这个“公店”本不以盈利为目的，实行统购统销。但因为“公店”资金充裕，运输方便，货物价格公道，品种齐全，竟成为建设新赣南的“财神庙”。“交易公店”的设置，使得赣南地区，在物价飞涨的抗战时期，尤为特别。
在实施了教育和商业计划之后。紧接着，另一项对普通民众有着极强吸引力的措施出台了，那就是“扶植自耕农计划”。
1940年秋，上犹县广田乡突然来了10多名公署人员。他们下乡之后，就忙着登记户口，丈量土地。周边农户先是惊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最后明白，这些人原来都是“蒋专员”派来做“扶植自耕农示范区”的。
广田乡辖区内的这个“示范区”范围有3个保，23个甲，大约230户，1150人。工作组先是将土地按照优劣评为九级，然后由多方组成的地价评定委员会评定合理地价。示范区内，原有佃农租种的土地，不论面积，一律归佃户所有，佃农只需签订一张按照地价评定的借据，交给信用社，信用社则用贷款付给原有地主。由于价格比较低廉，此政策立刻获得佃农支持，有些佃农本应三年归还的地价金，一年左右就全部还清。郭世铿曾在“新赣南”时期担任过广田乡经济干事，家中有6口人，“乘领了8亩土地”，第二年就获得了丰收，“除了自己食用，还有一些剩余，可挑到街上去卖，这在以前是少有的。”
在赣南，蒋经国一共设立了6个扶植自耕农示范区，在示范区内，大部分做到了“耕者有其田”。此外，蒋经国还在农村推行取消苛捐杂税的政策。安远县有个地主，外号“丁老虎”，私人拥有100人的武装，控制了全村。蒋经国听到投诉，立刻派人没收了“丁老虎”的武装，并将他送到“新人学校”进行教育受训。
“红色”赣南
1943年，《大公报》著名记者徐盈来到赣南，他到了四华山矿区采访，“从前有十八个班子的妓女、大烟和赌博，吸尽了矿工们的血汗，时疫病苗摧残了矿工们的生命，新赣南矿工福利委员会是针对着这些事实而设立的……高利贷制度己给合理的贷款制度打倒了。俱乐部、图书馆成为矿工们工余的乐园，以前专医花柳病的医院，现已成为相当规模的诊所，这些成绩，当然还要感谢当局的努力，四华山的变，不过是新赣南的一小片段而已。”
通过中国最好报纸的最好记者，“新赣南”的一角就这样引发全国的瞩目。不但政府要员、社会名流纷至沓来，就连国外的媒体也关注到了这一切。《纽约时报》记者爱特金森在参观过赣南后，对蒋经国的作为大加赞赏，“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都一厢情愿的高谈中国的现代化，却只有赣南在真正的推行。”
在外界，“三年计划”让蒋经国留下了中国最具实干精神的政治家的印象。而在赣南本地，蒋经国推行的“星期四接待日”，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当地一家农户的独子被征兵，蒋经国派人追寻上千里，将人带回，从而赢得了“蒋青天”的声誉。
正是在“三年计划”的巨大效应之下，蒋经国在1943年，又信心百倍的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赣南将在此期间重点推行城市建设和发展重工业。他在一次会议上不无憧憬地提到，“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连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机器来指挥交通……赣南的大礼堂，也移到南康去了，一路看去，看到了几处炼钢厂和飞机制造厂……那时候，已经成为电气化的世界。”
这样的蓝图，让蒋经国通过建设赣南而改变江西，通过改变江西而影响全国的目标越来越近。但也就是此时，各种各样的不满、猜忌、怀疑之音也纷纷涌现。
一次，蒋经国和上犹县长王继春出去视察，无意中听到几个挑夫坐在一起议论，“倘使蒋经国走了，我们就太平无事了……装电话，修马路，造学校，这都是洋人干的事情，我们老表自有老表的事情做。”蒋经国追问说，“你们不要蒋经国在这里，那么又要谁这这里。”此时却无人来回答这个问题了。
如果说，底层民众的抱怨多是出于不理解，很容易消除的话，那么反对革新的党内保守派别对蒋经国的打击才是致命的。蒋经国要求干部必须接触民众的作风，被描述成共产党“走群众路线”，交易公店被是认为“管制经济”，“三年计划”则是纯粹的“苏联模式”，而整个建设新赣南的努力，则是完完整整的“赤化”。“蒋经国就是地道的共产党。”外界的舆论风潮越来越公开地指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