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在控诉室接待告状者
蒋展示的这幅规模宏大的蓝图，意图绝不只是赣南，而要为整个国家，“建立一个革新政治的示范区”。不仅仅是徐浩然，就连美国的《科利尔》杂志也观察到了这一点，“小蒋建立的模式，将作为新中国未来的范例。”
1940年10月1日，江西赣州群乐大戏院内。身穿“绿色哔叽中山装”，胸配“主席团红花绸带”的蒋经国，面对“赣南十一县的县长、秘书、参议会议长、社会贤达、知名人士……”，慷慨激昂地陈辞:“我们在三年之内，要办331个工厂，要开垦2万亩荒地，要办314个农场，要建筑995个农业示范区，要成立3000个合作社，要建筑6043个水利工程，要开辟321个果园，要建筑259个新校舍……”
不仅仅如此，还要在三年内，将赣南建成一个“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新社会。
此时的蒋经国，刚刚渡过30岁生日，正是人生精力最旺盛的时刻。而他所服务的党国，却是内忧外患，暮气沉沉。
蒋氏当日立志改造赣南的讲话，给台下听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时任赣州城区区长的徐浩然在50多年以后，依旧“言犹在耳”。在徐浩然的眼中，蒋展示的这幅规模宏大的蓝图，意图绝不只是赣南，而要为整个国家，“建立一个革新政治的示范区”。不仅仅是徐浩然，就连美国的《科利尔》杂志也观察到了这一点，“小蒋建立的模式，将作为新中国未来的范例。”
但是他们都错了，这幅蓝图，既没能成为“示范区”，也并没有成为“范例”，而是在实行5年后，人走政息。但30多年后，这幅蓝图，不期然成为了海峡对岸那个海岛上的施政总演习。
“最艰巨的地方”
蒋经国是1939年6月，正式接任江西第四区行政督查专员的。下车伊始，他就开始遍访赣南各地。每天走80公里，每日接触大量农民、商人、公务员、难民……陌生赣南的形象，就在此一步步行进中，一次次交谈中，逐步清晰起来，“在赣南，我一共步行了2850里路，经过了974条桥，其中有714条需要修理的，84条是不能走的……我经过189个茶亭，只有21个是最近修理的，有42个已经简直不能坐人。”
又岂止是桥梁、道路和茶亭。赣南，这个位于湘、粤、赣诸省交界之处，面积相当于台湾三分之二，等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全州，蕴藏丰富矿产的地区，此时整个社会，都处于民生凋敝，贪腐盛行之中。
作为20世纪30年代初国共对峙的主战场，共产党撤退后留下的真空，随即被兵痞、回乡豪绅、烟土毒贩、土匪、流民、娼妓所填充，政府官员“贪、偷、拍、怕”，不少偏远地区的人民，“依旧过着人和兽斗争时期的生活”。
在上犹县，一个保长为了征兵，被人砍成两段。有人想去告状，结果不但被殴打，还被挖去双眼。南康县的横市泾盛产大米，丰泰米号的老板在1934年从政府手中领取过一张牙行执照，从事中介贸易，但却从卖米的农民那里坐地抽捐，5年多来，每日两担，从未间断。在大庾，蒋经国前去参观一家造纸厂，蒋问工人，从前的造纸方法是不是如此？工人回答他，“数百年前，已经是这样的。”不仅在农村，即便是在赣州城区，情况也绝无改善，外来客和地头蛇把持烟馆、妓院，征收花捐，玩弄妓女，包庇赌窟，聚赌为乐，而地方政府对此却毫无办法……
这就是蒋经国看到的赣南，而这又哪里只是赣南，这是政府贪腐、豪绅当道，赌毒横行，民不聊生的中国内陆地区的缩影。
“进步主张”
三年后，也就是1943年，当《科利尔》杂志的记者傅尔曼到赣南采访蒋经国时，问起当初为何会选择赣南。这位“小委员长”向傅尔曼吐露了心声——就在他刚刚从苏联回到国内，被蒋介石召见询问今后的志向时，蒋经国的回答是要“在最艰巨的条件下”，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进步主张”。所谓“进步主张”，也正是他在苏联所学，所见，所闻的内容。
蒋经国是在1925年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这座位于莫斯科阿罗罕街的学校，在国共合作时期，曾是双方争相就读的学府。不但云集了许多国民党政要的子女，如冯玉祥之女冯弗能，邵力子之子邵志刚，于右任之女于秀芝，李宗仁的内弟魏允成，同样也汇聚了后来影响中国20世纪历史的诸多共产党人物，如王明 、博古、张闻天、邓小平、廖承志、乌兰夫……
就是在这个“坐东朝西”，“平庸的方形建筑”里，国共双方的后备骨干们，受教于同样的老师，学习同样的课程，接受同样的思想，蒋经国也并不例外。在苏联，蒋经国先后加入共青团、成为预备党员。在苏联12年的时间里，他曾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做过搬运工人，后来还担任了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的副厂长。
也正是在这12年间，苏联先后实行了两个五年计划。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按照事先详细编撰好的规划，进行大规模生产建设。两个五年计划完成后，苏联一举从落后的农业国跃升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国。
在苏联，“计划经济”、“干部决定一切”、“肃反”、“集体农业”、“政治宣传”、“组织动员”……一个个既陌生，又新鲜的名词，一个个既强力，又行之有效的方式，给青年蒋经国留下深刻印象，对他的影响可谓持之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