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变局中的城市命运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作为京畿重地的保定也脱离不了被裹挟其中的命运。最终，“洋务”压倒了一切，由于近代天津占据着沿海等优势地位，迅速崛起，政治中心逐渐转移到天津，相反保定则衰落了。可以说，保定因为冷兵器时代的军事地理而兴盛，也因为近代国家的力量体现从战马转移到了战舰、工商业等而衰落。
保定衰落，要从直隶总督的“兼职”谈起，从李鸿章开始，直隶总督兼任三口(营口、牛庄和天津)通商大臣成为定制。所谓三口通商大臣，类似于南方兼任五口通商大臣的两江总督。相当于早期北部中国外事的主管大臣。此体制最终发展到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南北分治惯例。
直隶总督要管洋务，整天呆在内陆的保定很不方便，而既临海又近北京的天津则成为一个绝佳的驻地。天津拥有极为适合发展工商业和港口的地理优势。天津地处华北平原的海河水系，海河水系流域面积达 22 万平方公里，上游较大的河流有 300 多条，整个海河水系的分布像一把蒲扇，天津位于蒲扇的把端，所以天津有“九河下梢”之称。众多河流汇集于此，使天津得天独厚地成为华北平原河、海交通的枢纽，北京的水上门户。天津从金代的军事堡垒，经数百年的发展成为国际性大商埠，即源于此优越的地理位置。
1870年，清廷发布上谕对直隶总督做出指示：“总督自当长驻津郡，将通商大臣衙署改为直隶总督行馆，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移扎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
这就确定了直隶总督保定、天津两地轮驻制，实际上就是直隶省的双省会制。而“长驻津郡”，“如遇天津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等则明确指出直隶总督“驻津优先于驻保”，“驻津优先制”高于“两地轮驻制”。
实际上，直隶总督往往因洋务日繁，海防事重，“遂终岁驻此，不复回驻保定”。这样，直隶总督参与外交局面的形成使天津成为清王朝对外交涉的中心。而失去了直隶总督，则让保定失去了繁荣的钥匙。
庚子事变中，天津、保定两地均被八国联军攻占，其中保定被占领时间较短，天津则被统治近两年。袁世凯任直督之初，只能在保定办公，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天津才正式收回管辖，袁世凯遂移督于此。省会作为一省首善之区，各省发展经济都是以省会为中心，像直隶这种“双省会制”的情况，在其他省份未有出现，于是直隶经济建设就有“双中心”的特点。
袁世凯在天津管理外交、练兵，委派周学熙兴办中国最早的民族企业，让天津的地位不断加强。天津，“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相反保定则不断衰落，由于政治地位的下降，很多官僚眷属迁居北京和天津，保定人口也开始减少，到 1900 年只有 10 万人。到 1913 年，直隶省会由保定迁往天津，而保定则遭受了一轮又一轮的打击，先是裁撤县治，保留府衙，不久又废掉府治，仅留县制，“昔日大都会遂为寻常县治矣”。
不但政治地位下降，在代表现代化指标最重要的工商业上，保定也严重落后于天津。1901年到1907年，直隶创办了新式工商业企业30家，其中天津最多，有16家，过半，北京也有7家，滦州、唐山、张北等地也有。唯独作为省会的保定，一家都没有。可以说，既没有矿产，也没有港口，是保定发展现代经济的天然弱势。
保定的衰落无法遏止，人口从20世纪初的 10 万人减少到1928年的 7.8 万人。废保定府的同年，置范阳道(1914 年又改保定道)，治保定，辖原保定府、正定府、和定、易、深三州，辖区 40 县。这样一来，保定由省会下降为地方政治中心，而天津则上升为直隶省省会，成为直隶的政治中心。虽然后来河北建省，省会几度变迁，但天津具有强大的近代工商业支撑，成为连接中国东北、华北、西北、蒙古与世界的纽带，虽然河北省会一度迁回保定，也没能改变保定政治地位的颓势。
保定政治地位的下降，给保定带来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经济地位的持续低迷、文化地位的降低、人口的减少、吸收投资的困难等，使保定在近代直隶(河北省)的城市布局中衰落了。因为京汉铁路和正太铁路的交会贯通，让一个新的地方——石家庄迅速崛起，这更加剧了保定的颓势。文/张子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