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日举行的学生大会
林木顺在根据曾经领导或参加过这次民变的同志提供的资料编成的《台湾二月革命》一书中，记载道：“3月2日，上午10时，国立台湾大学、延平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及各中等学校高级生，约数千名聚集中山堂，举行学生大会。英勇的学生们对陈仪的腐败政治加以抨击，暴露教育界腐败不堪的各种事实，高呼‘政治民主’、‘教育自由’；并宣言拥护台北市民的义举；讨论学生自身的组织，以协力维持治安，整理交通，及应付意外的突发事变。一队担任宣传工作的学生，立即制成许多传单，散布市内，鼓励民众的团结。另一大群的进步学生，认清了陈仪的狡诈与欺骗，感觉只有武力组织，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因此暗地里纠合同志、强化组织、确保联络，并到处觅索武器。”
对于这场学生大会，陈炳基的看法大致如下：
陈炳基：由于上层士绅组成的“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天天在中山堂开大会，把已经奋起的人民群众吸引到中山堂。但是，他们没有认清国民党法西斯政权的狰狞面目，上了“缓兵之计”的当。“长官公署”一面谈判，一面急向南京发密电调兵遣将，还派特务四处进行破坏活动，调查黑名单，准备着一场大屠杀。台北市面，好似无政府状态，起义群众扬眉吐气；但反动武装没有解除，实质上，局面并没有真正控制在人民手中。台北大专院校学生，起义一爆发就占领了市区各个警察所。3月2日上午，几千名学生聚集中山堂开会，痛斥国民党暴政，做出积极投入斗争的宣言。但大部分学生队伍被编入“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属下，维持治安和宣传。台湾警备司令部特务行动队大队长许德辉，组织“忠义服务队”控制这批学生队伍，学生卖命缴获的少量武器也被他缴光。因此，我们的学生动员和武器觅索都晚了一步。我们的地下队伍的组织工作，也因为中山堂的放送喇叭广播电台的号召而碰到了阻碍，许多参与过前面几次学运的学生都被搞迷糊了，他们不知道真正的领导机构在那里？后来，我听李中志说，在中山堂的那些学生都在喊着：“陈炳基！陈炳基！”因为前面几次运动都是我去动员的。我则因为骑着脚踏车到处觅索武器而始终没有到中山堂。
3月4日的作战计划流产
陈炳基：3月4日中午，我们在延平学院讨论李中志策划的“作战计划”。
按照他的计划，把动员而来的学生编组为三个大队。其中，第一大队在建中集结，由陈炳基带队；第二大队在师范学院集结，由郭琮指挥；第三大队则在台大集结，由李中志指挥。李中志同时也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副总指挥则是郭？琮；各校的负责人分别是：台大，杨建基；师范学院，陈金木；法商学院，陈炳基；延平学院，叶纪东。
我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的：3月5日凌晨二点，先由第三大队会合乌来部落的高山族同胞，攻打戒备较松的景尾军火库；然后，再与第二大队会攻戒备较严的马场町军火库；各队取得充分的武装后，再分头负责攻取市内所有的军、警、宪武装据点；拂晓时，各队总会攻“长官公署”。
叶纪东：当天的作战计划，我被指派的任务是总指挥部的联络员。总指挥部就设在警备司令部附近的廖瑞发（按：当时是‘省工委台北市委书记’）家里。
为了动员高山族同胞，陈金木已经与高山族的同学到乌来部落了。但是，5日凌晨，当发动起义的时间已经过了时，乌来那边的队伍却迟迟没有下山；李中志带领着杨建基及其他台大学生约略一百名左右的第三大队，埋伏在景尾军火库附近，当他们眼看着乌来的高山同胞迟迟没有下山时，立刻决定自行发动起义。他们于是把军火库的电源切断。为此，当场遭到守卫军队的盲目扫射。
陈炳基：3月4日傍晚，由我领导的第一大队的学生已经在建国中学集结了。之所以会选择建中作为集合地点，主要是因为建中校长陈文彬比较开明，所以第一大队以建中的学生为主。同时，我们预定的攻击目标陆军医院的军械库，就在建中附近。我们打算攻取陆军医院的军械库，夺取武装后再攻击警察大队与宪兵队，最后再与第二大队及第三大队总会攻“长官公署”。
当天晚上，入夜后即下着大雨。桃园方面的武器供给始终没有来。虽然没有拿到武器，但整个大队队员的斗志仍然昂扬，个个手持铁棒、木刀、木棍等武器，誓与反动武装决一死战。我眼看着担任第一大队联络员的北二中同学黄雨生始终没有回来，于是我就一个人骑着脚踏车，冒着倾盆大雨到北二中的学长林水旺的家，问他，今晚的武装起义是不是一定要执行？他说，一定要。因此，我又转往师范学院找郭琮。我看到他蒙着脸在给学生说话。我于是走上前问他，今晚的起义到底干不干？郭琮马上坚定地一口回答我说，干！于是我就骑车回建中，鼓励其他学生说，今晚的起义我们一定要干下去，否则，别的队伍都运行了，我们却没有动，那不是太对不起人家了吗？但队伍中有一名建中的体育老师却说，如果状况正好相反，别人都没动，只有我们动，那又怎么办？听他这么一说，我觉得也对，于是就把队伍交给他处理，自己又到警察大队侦察，然后再到小南门的指挥总部，看看桃园方面的武器运来了没有？
潜晨3点过了，新店方面第三大队的信号弹仍然有发射；这是新店的起义未能发动。总指挥部后来也发出了停止行动的指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