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投身到斗争中去
叶纪东：在自发的群众性暴动中，误伤是会有的，“打倒阿山”一类含义不清的口号也出现过。
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看到起义斗争的矛头是直指国民党贪官污吏，要求政治民主、政治清廉。
“二·二八”当天早上，我照常上班。平常很安静的办公室显得乱哄哄，都在议论头天晚上发生的事。我还看到几台小轿车被推翻，四轮朝天，在着火。当时，台北市内小轿车不多，坐车的差不多是国民党的大官或大商人。群众主要找这些人打。群众并不是完全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外省人，而且第二天就根本被制止，我没有再见到类似情况。不少外省籍同学还参加我们起义的队伍。
方生：我是福建人，原名陈实。战后第二年来台湾教国语，并就读于台大农经系（1946年—1949年）。记得事件发生的前一天，即2月27日晚上，我正好住在台北城里一位福建同乡家里。第二天上午，全市已经罢市、罢工、罢课，气氛显得十分紧张。当天午后，突然有二、三名本省籍同胞冲进同乡家里。我和同乡一家人赶紧从后门跑出去，我因慢了一步被打了一下。跑出来后我躲到附近新公园假山后面。当时我在想，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因为，那些人冲进来的时候，还喊着“打倒国民党官僚”、“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这就很清楚，他们真正要反对的是谁。所以，当时我虽然挨了打，但并没有怨恨打我的人。我认为，这个账应记在国民党反动当局头上。其次，所以发生误打，是因为当天中午广大群众涌向台湾长官公署请愿，国民党卫兵用机枪扫射，当场打死打伤许多老百姓，这样才进一步激怒了广大台胞，他们把仇恨集中在国民党官僚身上，而这些官僚绝大多数是从外省去的。再说，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冲进来以后，对同乡家里的东西丝毫没有动，这就戳穿了所谓“暴民抢劫掳掠”的谎言。
当我安步弄清楚事件性质之后，开始下决心用实际行动表示对台湾同胞的支持，于是，我向台湾同学借来一套旧学生制服穿上，和他们一起投身到斗争中去。
2月28日国民党宣布戒严
吴克泰：2月28日大约下午两点，群众又冲进广播电台，向全台湾广播了台北事件的真相，号召全省人民起来，参与打倒贪官污吏的斗争。2月28日下午3点，国民党宣布戒严。许多群众不知道已经戒严，继续攻击市中心的新台公司。
3月1日起，台北的“二·二八”斗争在两条战线上进行。一条战线是以地方士绅如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参政员、省市参议员为主，部分群众团体代表参加组成的“处理委员会”。他们整天在中山堂开会，会场很乱，显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只有王添灯等少数人代表民意，利用这个公开的讲坛，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争取作出有利于人民的决议。另一条战线是准备武装斗争的群众。他们认为非用武装斗争攻破国民党首脑机关和堡垒，不能解决问题。这时候，地下党台北市委站在群众中间，领导和组织他们发动武装进攻。我参加了其中的一部分工作。
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仪
陈炳基：2月28日下午，“长官公署”惨案之后，我赶回台大法学院召开学生大会，报告惨案经过，抨击暴政，鼓动同学们投入战斗。之后赶到延平学院参加几个大专院校学生代表的会议。这些学生都是前几次反美、反内战学运的领导人和骨干。大家认为：绝不能妥协，必须坚持斗争到底。只有武装制服反动武装，才能取得真正胜利。会后，当我离开会场与一名师范学院姓郑的学生走下楼时，有两个人在楼梯口等着我们。
我记得，一个是李中志，另一个好像就是叶纪东。后来，我才知道，李中志这个人是地下党指派的台北地区武装起义总指挥，听说他在日据时期当过日本军队的炮兵；在50年代国民党“肃清”左翼时，他也牺牲了。
我们三个人然后就边走边谈，从延平学院（台大法学院操场对面）一路走到台北桥我家附近。在路上，他告诉我，如果要搞武装起义他可以供应我们。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身份背景，但我猜他大概是地下党的人。因此，我就对他说，有武器就好，把它交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合作。从此以后，我就按照他的布置，串连各校的学生，组织地下的学生武装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