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尔塔悲剧在延续
很多年以后，邓小平曾对美国总统老布什说过，“雅尔塔协议把外蒙古从中国分割出去……陷我们于极其不利的战略位置”。
此前的外蒙，虽然依靠苏联实际已经独立，但这种独立一直缺乏法律效力。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美、英为了争取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减少自己的损失，不惜出卖中国利益，在没有中方代表参加的情况下，擅自答应了苏联的无理要求，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外蒙古维持现状。
国民政府根本没有想到，外蒙问题会成为一个难点。历史学家梁敬錞在《（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与其内幕真相》中说，外交部长宋子文1945年7月初赴苏谈判之前，大家都还不知道问题的关键在外蒙古，“当时众意所集，多谓谈判难关，将在租界与优越利益两点，外蒙问题拟不置议”。所以，当斯大林首先提出外蒙问题时，宋子文很难作决断，只得草拟了三种意见请示蒋中正：一、准苏联在同盟期内驻兵外蒙；二、予外蒙以高度自治，并准苏联驻兵；三、授权外蒙军事、内政、外交自主，但不得脱离宗主国。
梁敬錞说，宋子文久候训令不至，所以先请身在苏联的蒋经国去拜谒斯大林，作会外接洽。在斯大林与蒋经国的谈话中，虽然斯大林承认中国实有不能割弃外蒙的理由，但他仍霸道地说，中国无力驱逐日本，既要苏联帮忙，就应接受苏联的要求。
蒋经国无功而返，宋子文觉得事情不能再拖，所以就以自己提出的“高度自治”的办法，与斯大林进行会谈。
这是第三次会谈，共讨论了四十五分钟。宋子文指出，在原协定中，只有“维持外蒙古现状”的文字，这并不表示要承认外蒙独立。斯大林对此有另一种解释：外蒙今日，已经是“人民共和国”，所以它的现状，即是独立。双方辩论非常激烈，谈判双方曾有这样的对话：
宋：外蒙问题，我们已有现实的建议。
斯：这个建议并不现实。
宋：从我们政府来看，则属现实。
斯：但是我们不能同意。
宋：可这就是我接到的训令。
斯：那么我们就到此结束。
宋：阁下不能了解我们的立场，非常遗憾……
斯：阁下不能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也觉得非常遗憾，让我们到此为止。
显然，斯大林对外蒙志在必得。蒋中正在召集高级幕僚商讨后，给宋子文发出了如下训令：一、外蒙独立问题，须待我国国内真正统一，领土主权真正无缺，行政真正完善，始能考虑；二、苏俄如能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支持中国之割据，不鼓励新疆之叛乱，则中国政府愿意自动提出外蒙独立议案，经外蒙公民投票许其独立，但此宜俟抗日胜利后，始能办理。
按照蒋中正给的说法，抗战胜利后，外蒙问题就一定得有个了断了。顺带提一句，为了怕承担卖国的罪名，宋子文在与苏联谈判后辞掉了外交部长的职务，所以1945年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是继任外长王士杰教授。
由于美国在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苏联怕日本迅速投降，没油水可捞，8月9日开始对日展开攻势。仅仅两个星期，苏联红军差不多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
在苏军出兵那一天，蒋中正给斯大林发去慰问电报：“贵国对日本宣战，使全体中国人民奋起……贵国的英勇部队在阁下的领导之下，清除暴虐纳粹势力，攻下柏林，带给欧洲和平。这一次贵国趁战胜余威，基于促进世界全面和平的观点，对世界的侵略者宣战……本人相信由于贵国压倒性的力量加入，日本的抵抗必会迅速崩溃。”
当然，电文的内容，只不过是“外交辞令”，在蒋中正的内心里，从《雅尔塔密约》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都让他对未来感到不安。
“中国的存亡，外蒙同胞的祸福，乃至东方民族的盛衰强弱，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不得不满怀戒惧！”这是蒋中正9日夜晚所写的日记。
到外蒙“参观”投票
抗战胜利近在咫尺之时，外蒙古问题也该有个结果了。在苏联政府的一再敦促下，为履行《中苏友好条约》的诺言，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奉命赴外蒙古，参观“全民公决”。
为什么要用“参观”一词，雷法章于1981年3月，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奉派赴外蒙参观公民投票之经过》一文中，有如下解释：
法章为政府派往外蒙“参观”公民投票之代表。而非“监督”投票之代表。监督者，有指挥纠正投票工作之权，并有判定其是否合法之责。而参观者，仅有观察其实际情况，详实报告政府之使命。……法章之任务，属于后者，且奉派之后，迭次晋见先总统蒋公，即当时国民政府主席。奉谕……关于投票一事，只宜细心观察，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
投票结果显示，在49万合格投票人中，百分之九十八赞成独立。其实，如此高的支持率在雷法章看来，只不过是一场滑稽剧而已。
雷法章说，投票是公开的记名签字方式，投票者要当着事务人员的面签字，没几人敢公然签在反对栏中；外蒙人民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文盲，他们之中纵然有意志坚定者，要在反对栏中捺指印，但根本不认识哪里是反对栏，只有听从事务人员的指示，而事务人员绝对不会尊重他们的意见；人民本可以采取消极抵抗的办法，拒绝前往投票，但是无奈投票人的姓名早已写在投票簿上，并且编了号，如果有人不来投票，直接由事务人员代劳，轻而易举，无从稽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