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的短暂回归
外蒙刚宣布独立时，许多人对此都表达了不满，其中，有两人被报界称为“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回外蒙失土的两个爱国者”，他们是孙文和徐树铮。
一战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一战后，俄国一片混乱，外蒙古独立势力失去了重心。民国政府紧紧抓住这一时机，希望一举收复外蒙，具体执行者就是徐树铮将军。
徐树铮是皖系名将，文武双全，此人风流自赏，豪气干云，曾赋诗曰：“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张学良对他敬佩有加，称其“上马杀贼，下马露布”。但有研究者认为，徐树铮气度狭隘，不过单就外蒙一事而言，他还是真正爱国的。
1919年10月，徐树铮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
这是一支劲旅，在路上，蒙古哨卡基本不敢抵抗，惟一敢于和中国军队交战的，是已经失去了旧政府的俄国旧军队。但他们只是劫掠物资，并没有政治目的。中国骑兵曾经和俄军交手，认为他们在骑术方面惟一比中国军队厉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时候敢于双手放开，依靠双脚控马，依然能持枪还击，而中国军队只有上坡的时候敢做这个动作。
中国军队进展迅速，苏维埃新政权内乱重重，猝不及防。11月，徐树铮部开进库伦。徐树铮毫不手软，软禁了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和其他王公。失去靠山的外蒙王公立即软了下来。1919年11月17日，外蒙重回中国怀抱！
徐树铮立了大功，他同时向段祺瑞总理和南方革命党孙文发电通报，孙文收到电报后，不顾国民党内部许多人的反对，回电庆贺。
1919年是中国外交史上的多事之秋，外蒙的回归，可算是当年最可庆祝的大事。
但是徐树铮在外蒙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最终还是给外蒙问题留下了隐患。他处理问题缺少弹性，拒绝外蒙提出的若干条件，坚持要求外蒙无条件撤销自治，限令36小时内给予答复，否则兵戎相见；而且，在册封活佛哲布尊丹巴时，徐树铮令其起立受封，这种傲慢态度使蒙人深感受辱（按清制，驻库伦办事大臣地位与活佛相同，彼此不必施礼）。
所以，上层蒙人，无论王公还是喇嘛，都是衔恨于北京，只是暂时压住火，等待机会再掀风波。
徐树铮收复外蒙之后，中国政局仍在动荡之中，北部边疆兵力空虚。就在这个时候，温琴男爵和他的“亚洲骑兵师”出现在外蒙的历史舞台。
两个关键人物出场
1920年10月，哥萨克骑兵团长温琴率领800骑兵闯进外蒙古。在日本特务机关的帮助下，温琴组建了一支由白俄军官、流亡哥萨克、蒙古骑兵以及日本特务构成的拼盘队伍，号称“亚洲骑兵师”。温琴要做的，是依照上司指示，率领“亚洲骑兵师”对远东共产党实施包抄围歼。其间，这位温琴男爵被成吉思汗的故事迷倒，他脱掉西装，穿上蒙古黄丝长袍，迎娶蒙古公主，自称“成吉思汗再世”，做起了皇帝梦。
他发动了对库仑的进攻。当时，驻扎在外蒙古的军队为奉系的郭松龄部，其人数超过温琴的“亚洲骑兵师”5倍，可实在没想到，几经交手，郭松龄战败。1921年2月3日，温琴占领库仑。此时，张作霖在北京坐不住了，决定进兵外蒙。可实在让人糊涂的是：奉军走了一个月才到达满洲里车站，为什么走这么慢？根据某些资料记载，应该是张作霖、温琴、日本人在找利益共同点。
当1921年5月，张作霖真要提兵进入外蒙境内时，苏维埃出面阻拦了。
在外蒙问题上，苏维埃继承了沙俄的衣钵。当它正在思考用什么方式进入外蒙时，温琴给它提供了机会。温琴打败郭松龄之后，宣布恢复外蒙古自治，自封外蒙军队的“开国大巴图鲁司令”。苏联红军恰好可以借收拾这个旧政府残余，向外蒙古发兵。这时，对外蒙古历史影响深远的人物——乔巴山——出场了。
乔巴山是牧民出身，是彻底的蒙独分子。1921年3月，乔巴山组建“蒙古临时人民政府”，与库伦上层王公和我温琴为敌。由于实力悬殊，乔巴山决定向苏联借兵。
5月，苏联红军开进外蒙古。很快，库伦政权倒台，被苏维埃扶植的蒙古民主革命政府取代。不久，蒙古军队永远赶走了中国军队。自那时起，苏联红军却留在了外蒙古，直到1992年才全部撤出。
不过，虽然外蒙再次宣布独立，但民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它是主权国家。1927年，蒋中正北伐成功，苏联请求其承认外蒙独立，遭到拒绝，蒋中正责令外蒙放弃独立，回归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