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些办法“交易成本”大而成交量小，难为长久之计。进入新世纪后我国乳业迎来大发展，凭证供应、奶站取奶的景观基本消失，超市所购灭菌包装的鲜奶打开即食的消费方式，也取代了原奶煮食的习惯。加之大型乳业公司纷纷崛起，“麦乳精”已成逝去的记忆，全脂奶粉、配方奶粉、酸奶等商品品牌令人眼花缭乱，乳业已走出短缺经济，进入了竞争激烈的买方市场。就笔者而言，随着孩子长大，自己也不再煮食原奶，我对牛奶质量的关心也逐渐淡化了。
可是就在这时，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惊人爆发。我不禁恍然大悟：这不是第四个回合了吗？当年的尿素与如今的三聚氰胺，其实都是走的“以廉价有机氮冒充蛋白质”的思路。尿素的化学名称就是碳酸酰二胺，与三聚氰胺都是同样以胺态有机氮来鱼目混珠的，而且工业生产三聚氰胺的原料就是尿素。不同的是，尿素溶于水，可以掺进液态奶中，而三聚氰胺难溶于水，只能掺进固态的奶粉中。同时三聚氰胺的热稳定性强于尿素，不会一加热就分解，释出氨气露出马脚，但惟其如此危害也更大，可以说是第四代掺假技术，高科技了耶！
买方市场时代的掺假现象
显然，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不是近年才有的，从奶业掺假的历史可见一斑。毛泽东时代“食品安全”问题不凸显，不过是因为那时食品匮乏的问题太凸显而已。在农民不怕农药残留，只怕苦笋“刮油”的年代，有“食品”（不管什么样的食品）就有了“安全”感，没“食品”就没有“安全”可言，所谓“手里有粮，心中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这首打油诗倒确实是那时的普遍心态。但那时的食品质量问题其实是很严重的。毛泽东时代，中国还谈不上有什么奶业，但改革初年有了奶业之后，食品质量问题几乎在一开始就出现于这个新兴领域，这就是我当年所知的掺假之风。
其实就常理而言，短缺时代的市场中假冒伪劣猖獗倒是不难解释的，因为那时是卖方市场，对别无选择的购买者什么都能卖出去。刚刚走出匮乏的人们，有胜于无就很知足，也不太在意质量，那时也没什么消费者权益的概念，更没听说“三一五消费者日”。
到了过剩时代就不同了，买方市场竞争激烈，消费者能够挑三拣四了，假冒伪劣一旦败露，你就别想在市场上立足。所以尽管由于“信息不对称”，买方市场也难免有假冒伪劣，但严重的假冒伪劣一般还是与卖方市场相联系的。就像当年俄罗斯在转轨之初什么都短缺的时代，假冒伪劣也很泛滥——令人难堪的是，那时俄罗斯市场的假货，如鸡毛填充的“羽绒服”等等很多是我们的同胞弄去的，以致“中国倒爷”在俄罗斯至今声名狼藉。但是后来俄罗斯市场走出了短缺陷阱，“中国倒爷”渐渐就吃不开了，今天俄罗斯市场已经很少假货，仍在俄罗斯打拼的华商也基本都是规范经营的了。
1980-1990年代我在西安看到的三个回合“掺假”现象，也许都属于上面所说逻辑可解释的范围。可是2004年出现安徽阜阳毒奶粉事件，2008年又出现更严重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就不好再这么解释了。我国在乳业已经是买方市场的时代，还频繁出现“第四回合”的严重掺假，着实有点奇怪。说毛泽东时代的食品安全标准更高当然是不可信的，但今天的食品安全问题也确实不能单纯说是一种市场现象。如果不是我们现在对食品安全的要求标准提高，消费者变得更挑剔（我想有这个因素，这显然是好事，但这是全部的解释吗？），那么我们恐怕就要在市场经济之外寻找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了。
人们知道三鹿奶粉三聚氰胺问题引起社会反映后，当地政府一直掩饰真相、庇护企业，而持有三鹿43%股份的新西兰恒天然公司却不顾自己利益可能受损，要求政府处理此事。
当然，后来三鹿负责人受审时说，恒天然在三鹿董事会的代表对三聚氰胺一事也是知情的，而且国外舆论也批评恒天然本来可以更早揭露此事。显然，恒天然并非无瑕天使，作为商家它也有牟利之心，而且曾屈从了“潜规则”——据说这个喜欢跨国经营企业的公司在中国却满足于获得股份分红，而很少过问经营，以至于这个持股43%的大股东，却只在7人董事会中派了一个代表，为的是避免“违背当地政府意愿的风险”。但无论如何，后来排除阻力提出亡羊补牢的还是这个新西兰股东，这难道还不令人深思吗？文/秦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