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食品安全”问题
但这当然不意味着那时的“食品安全”标准高于现在。事实上，正如按今天的标准属于“无证行医”的“赤脚医生”、按今天的规定几乎近于犯罪的“马厩里给人动手术”，在当年确实挽救了许多穷人的生命一样，那时饥不择食的贫困国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靠今天所谓的“问题食品”活下来的。
改革前，我国农业尽管化肥、农药没有今天用得那么多，但那时的化肥、农药品种的“安全”性可比今天严重得多。当时用量最大的农药，还是西方早就禁用了的、可导致广谱累积性中毒的有机氯农药（六六六、滴滴涕等），所谓累积性，通俗地讲就是那东西进入生物体后只吸收不排出，无论用量多少，日积月累总会导致毒害。西方环保名著《寂静的春天》，就是讲有机氯农药的可怕。可是那时中国一般百姓的粮食几乎没有不残留这种可怕成分的，能天天吃上这样的东西而不挨饿，在那时已经是很幸福了。
我在农村时亲眼看到当时对六六六的滥用：不但用于田间，还被当地人用于熏杀马蜂（马蜂蛹和幼虫是当地美味）、用于毒鱼以取食。可悲的是，农民并非不知这样取食有害，只是饥不择食啊。那时的农民甚至有把六六六粉往自己身上抹用以杀灭虱子的。除了有机氯，当时的农业还广泛使用剧毒、高残留有机磷（1605、1059、3911等）、汞制剂（赛利撒、西力生）等。这些东西在同时期的发达国家大都是禁用的。
有趣的是，那个时代老百姓也有自己的“有害食品”说法。我插队的广西田林县山区有各种竹笋，在物质匮乏的时代，那是山民的美食，其中“八渡笋”还是著名土产。另有一种苦竹笋，鲜笋略带苦味，水漂两日除去苦味后还是好吃的，但老乡告诉我们不能吃，为什么？说是因为那东西“刮油”，人吃了会瘦！回想起来，今天有哪个企业家能开发那种具有“刮油”功效的苦笋，岂不是最时尚的减肥商机？但在那个时代油水极缺，人们普遍营养不足，长相瘦弱。而幸福的标志是“心广体胖”，富贵者的形象是“大腹便便”，乃至直接谓长胖为“发福”，胖子为“富态”，市面上肥肉比瘦肉价贵，猪板油又比肥肉更贵，养猪成功的标准是有“几指膘”。这样的背景下，今天所谓的减肥食品自然就是那时的“有害食品”了。
我们那里还有的农村种萝卜只吃叶（萝卜缨），白萝卜本身是不吃的。由于人不吃，那里的萝卜也被培养成了根小叶大的品种——也可能相反，是人们不培养大根品种而使其保持了比较原始的状态。但无论如何，当地人说白萝卜吃不得，为什么？因为“吃了饿人”。其实白萝卜有“健胃消食”功能，中药书里倒是写着的。而那个时候农民无食可消，唯恐胃健，哪里经得起这种加剧饥饿的“健胃消食”？当时人们都为填充荒腹而犯愁，1960年代初甚至清华大学都曾推出“科研成果”“双蒸饭”：把蒸好的米饭再蒸一次，使其蓬松体大好“哄肚皮”，而且还像是吃上“干饭”——那时很多人喝稀饭都喝怕了。
1970年代虽然已经不像大饥荒时代那样不择手段地“充饥”，但是当时推广的很多“成果”仍是以难吃（当时的说法叫“节约粮食”）、难消化（当时叫“顶饱”）为特点，典型的如粗粝到“喂马马都不吃”，“人吃了拉不出屎”的“杂交高粱”，当时曾以其产量高而且“既节约又顶饱”的“优点”在北方各省广泛种植。这样就无怪乎帮助消化的东西也是那时的“有害食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