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民建省工委和省工商联被迫停止活动，“两会”领导汤元炳、唐巽泽、童泉如、汪祖裕等同志和我不断被批斗、抄家、游街、罚扫大街，一直到1968年10月进入“省级机关第一斗批改干校”，关入“牛棚”。在此期间，造反派先后3次到我住处抄家，为了寻找他们认为“资产阶级”隐藏的黄金及“复辟”的罪证，翻箱倒柜，连瓦片上地板下也不放过。每次抄家，信件、资料、照片等撕得遍地都是，印有字画的碗等瓷器全被打碎，家里一片狼藉。我们还常常被反剪着手坐“喷气式飞机”批斗，一次次被勒令写认罪书。当时我想：在运动中有这些遭遇是没办法的，以后总会弄清，相信党，政策会落实的！但有时批斗升级，不堪体力、精神上的折磨，我又想这样没完没了，何时到头？那时，路上遇见“两会”的成员、一些熟人，也不敢打招呼，唯恐牵连别人。就这样提心吊胆过着日子。
1969年10月，“斗批改干校”结束，我们和其他党派的一些同志集中到法院路长康里（原来省政治学校）学习，“两会”有汤元炳、童泉如、汪祖裕、章炳堂和我5人。这个学习小组除了在1973年初曾由当时省革委会政工组统战办公室组织到新安江、绍兴等地参观一次外，一直到1977年11月“两会”恢复活动，都是在学习。中间曾经有一段时间到省图书馆帮助整理古籍资料，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做的唯一有意义的一件事。现在看来，当时造反派主要在搞“夺权”，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些“活老虎”，把我们这些所谓“死老虎”就挂起来放在一边了，因此与在“斗批改干校”时相比，我们的日子过得已不是很紧张了。
“四人帮”粉碎以后，到1977年11月，宣布民主党派恢复组织活动。因为民建、工商联“两会”的历史渊源，成员相互交错，长期在一起活动，所以恢复活动时成立了“‘两会’联合办公室”，由我担任办公室主任。恢复活动后，有许多工作要做，回忆起来，70年代末80年代初主要是做了四大方面的工作。
第一方面工作，也是恢复活动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学习。先是恢复了原省政协的工商组学习，成员是工商界的省政协委员，以及省和杭州市民建、工商联“两会”的一些主要骨干。这个学习组的活动一向由省“两会”负责。那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大家思想认识还很模糊，对一些历史问题还没明确定论，参加学习的人心有余悸，发言都比较谨慎。有几次在讨论中提到了对工商界“估价”的问题，虽然大家十分关心，但这是一个敏感问题。因为1959年末到1960年初，在北京召开的民建和工商联代表大会上（就是后来称为“神仙会”的那次会），肯定了工商界“大有进步”。但是隔了两年到八届十中全会后，又说工商界发生了“大反复”，而且上纲为复辟性的“大反复”，进行批判。想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遭遇，大家发言很小心，不敢暴露真实想法。记得一次学习时，我讲我们工商界已经交出了企业，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10多年来虽然走得曲曲折折，但也跌跌撞撞地跟过来了，现在大多在企业里参加劳动，不少人做出了成绩，所以现在工商界是“大有进步”。我发言后在小组讨论时没有得到普遍支持，反而有同志会后好心关照我“怎么可以这样讲，要小心一些”。可见我们当时思想的禁锢情况。
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思想解放的春风也慢慢吹到民建和工商界中来了。1979年3月，省委统战部崔云溪副部长主持，在省政协会议室连续3天分别邀请“两会”领导骨干和工商界知名人士，开了3个座谈会，听取对工商界落实政策的意见建议。由我做记录，每天上午座谈，下午把记录整理好送省委统战部。当时有少数几位同志委婉地提出公私合营已经10多年了，定息也早已停止了，可以摘掉资产阶级帽子了。记得朱耀辉同志讲得最直截了当，明确提出要求摘掉帽子。不久，在6月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关于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的讲话，指出“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移到国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13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各民主党派“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这个讲话对工商界人士来说，是心中早已盼望的，但又感到非常突然。在政协学习组上讨论热烈，大家纷纷表示庆贺“过了关”（因为原来担心不知道如何才能过社会主义改造关）。但也还有个别同志对这个喜讯感到迷惘，表示自己只是个“爱国者”，还不是“劳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