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富农滩煤矿为“打虎”，创造出“软硬兼施”战术，其中“硬”的办法就有17种之多，包括“(1)一律不准出门；(2)戴布条(蓝布条可自由行动，红布条在院内活动，白布条不准出门。据80人统计，戴蓝条的仅25人，戴红条和白条的有55人)；(3)大会斗争；(4)不准睡觉(反省)；(5)用棍顶下颚(迫其不能低头)；(6)罚蹲(一直到腿酸也不准动)；(7)通宵罚站；(8)坐反椅；(9)跪板凳；(10)头抵墙；(11)头顶碗；(12)两手举木棍；(13)不坦白不叫上厕所；(14)变相的打(扳指头、扭耳朵)；(15)上‘临时法庭’(设一二审判员，由总支或保卫科长担任；三四个武装队员，曾审讯过6个人，这6个人都在‘法庭’上被捆过)；(16)捆；(17)手铐加木塞。”
一般情况下，出现“逼、供、信”问题的主要在县以下的基层，但中直机关、大区、省、地市等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相同的问题。如华南分局财经委员会就有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的现象，据报“由于老虎顽固不化，拒不坦白或再三反供，群众激愤，对贪污分子施以打骂。如物管局斗争走私老虎方兆辉时，竟至打伤其面部，领导阻止不了。有色局平时常罚老虎跪地，在斗争顽固到底之黄敬文时，个别群众把他绑起。商检局斗争破坏商检政策之简建贤时，要他跪凳跪木条，手上还要举木凳。”
如此“打虎”的结果可想而知。运动高潮之时，“老虎”的数字扶摇直上，到处报捷。同时，众多被冤打者，亦痛苦难耐，不少自寻短见。等到运动转向定案和结束时，则大批“老虎”翻供，很多材料无法核实。比较典型者如西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在“打虎”高潮时，因“打虎”队手法简单急躁，滥用肉刑甚至用火筷烙手，以致有九人自杀，“其中上吊者五人，刀割者三人，跳楼一人，已死者三人，未死者六人。”
上海及华东在沪一些单位因“逼、供、信”，仅3月13日至23日的10天时间里，就造成60人自杀。
四川江津地区“打虎”期间使用吊打和肉刑逼供，造成58人自杀。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青岛市的“打虎”战役，由于大搞“逼、供、信”，“据全市不完全统计，打死与自杀已死者达172人。”仅青岛纺管分局、四方铁路机车厂、港务局、对外贸易局、卫生局等五单位就有54人被打死或自杀，另有50人自杀未遂，还有26人被打致残。“在这104起案件中，大多数既无贪污又无政治问题，而工人及其家属和警卫人员则达66名。”后来，中央与山东省委联合派出调查组赴青岛调查，虽然仅调查了几个部门，但结果却是触目惊心。据查，仅纺管分局一个部门被打错者即有470人，港务局打错的54人，四方铁路机车厂打错的34人，青岛国棉六、七、八厂三个厂还有184人被打错，两项加起来被打错者就已经达到800人之多了。仅由上述六个单位的数字简单推算一下，青岛市在“三反”中被冤打成贪污分子的，恐怕不下数千人。
乌鲁木齐公安局“打虎”中由于使用“逼、供、信”的办法，把一些没有贪污的打成了贪污分子，把小贪污分子打成了“大老虎”。事后对其中43起案件加以甄别，结果全部不能成立，12人被打错，31人被打冒。
陕西省军区“三反”复审定案时发现，“全军区原共打虎1231只，其中1亿元以上的14只。第一次甄别定案，(只能)定虎276只，其中1亿元以上的三只。经过复审以后，现肯定贪污在1000万元以上的227人，1亿元以上二人。原打为虎，现下降千万元以下500万元以上者205人；降至500万元以下100万元以上者535人；降至100万元以下者213人；确定查明无贪污者24人。”另外像“安康军区原打虎112只，第一次定虎33只。经复查后，真正贪污千万元以上的只有11人，占原虎数的11%。”
苏南地委因为“打虎”战役中普遍发生逼供现象，不少“老虎”打冒，甚至打假了，最后发现“原反出来的贪污千万元以上的老虎有5471人，经定案后，结案的占16.4%；销案的占76.2%”。
造成“三反”运动、特别是“打虎”阶段出现偏差和过激行为的原因，一是“反右倾”思想所致。当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发动“三反”斗争时，有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对“三害”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思想上麻痹右倾，动作迟缓，致使“三反”运动迟迟开展不起来。在中央的一再严辞督责下，领导带头，逐级“下水洗澡”，右倾麻痹思想遭到严厉批判，“三反”运动遂得以迅速展开。反右倾成为“三反”运动中一种主导性倾向，在反右倾的惯力作用下，一些领导干部产生了“宁左勿右”的心理，急于完成“打虎”任务，甚至以超额完成“打虎”指标来表明自己“左”的立场，使得群众性的“打虎”战役失去了应有的控制。
二是群众运动本身固有的弊端所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是共产党的一贯主张，也是共产党夺取胜利的一条成功经验。“三反”运动之所以采取群众运动方式进行，即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共产党的领导经验所决定的。狂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在猛烈冲击腐败现象的同时，也显露出其本身的弊端：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各种法律法规尚未建立健全，本身就缺乏种种制约，再加上群众的斗争热情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后，当贪污分子拒不坦白、狡猾抵赖时，往往会激起群众的愤怒而使他们走向极端。运动的群众或群众的运动这时已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也不可能在严格遵守政策和法律界限上自觉停下来，因而在“打虎”高潮时，许多地方和单位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逼、供、信”和体罚、私刑等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