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艰难地开启了两岸交往的大门
除了岛内各方的呼声，大陆方面的一系列行动也引起了蒋经国的注意。
为了求得安定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完成统一祖国的光荣使命，中共也不断对海峡关系的和平解决提出创造性的设想。
继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后，1981年9月，叶剑英阐明对台湾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1982年1月，邓小平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1982年7月，廖承志发出致蒋经国的一封“鸡毛信”……
这些，对国民党当局造成了强大的冲击和压力。中共的和平统一政策和“三通”的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影响不断扩大。台湾岛内越来越多的人不满国民党的“三不”政策，要求缓和两岸关系，实行“三通”和民间往来。特别是1985年以后，一些国民党人士提出要“解严”、开放党禁和调整“中央民意机构”，更要“开拓新的大陆关系”，适当开放探亲和文化交流，使两岸在血缘、经济、文化等方面保持某种联系，“才能冲淡与避免地域思想及分离意识”，“堵塞台湾走向独立的道路”。
在岛内外这种强烈要求打破两岸僵局的影响下，蒋经国意识到，如果国民党当局仍然坚持僵硬的大陆政策，不仅会丧失民心，而且会使自己在海峡纷争中更加陷入被动。在这种情况下，蒋经国决定调整政策。
1986年3月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台湾当局根据蒋经国的旨意，开始着手推行所谓“政治革新”。这次“革新”是国民党去台以来在政治上进行的又一次较大调整，是国民党当局为适应台湾内部及海峡两岸形势的变化发展而采取的重大政治措施。它对台湾政局的演变和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1987年7月15日，台湾当局发布了由“总统”蒋经国签署，“行政院长”俞国华、“国防部长”郑成元副署的“总统令”，宣布台湾地区自7月15日零时起解除“戒严”。
这意味着实行长达38年之久，为台湾人民深恶痛绝的“戒严令”终于被废除。关闭了数十年的“禁区”大门，终于被蒋经国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一条缝隙。海峡两岸由军事对抗状态逐渐转为非军事相持状态。
10月15日，“内政部长”吴伯雄奉蒋经国令宣布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具体办法，决定11月2日起施行。蒋经国开放赴大陆探亲，具有明显的“政治反攻”色彩，依然坚持“三不”政策，而且开放是有选择的，设限尤多。但从历史角度看，由过去“绝对禁止”两岸人员交往走向“开放”，由“不允许”到“允许”，由“不通”到“通”，不能不说是两岸关系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1987年11月2日，台湾红十字会开始受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登记。据台湾《中央日报》报道：“这一天规定从上午9时开始受理，但从凌晨3点左右，就已经开始有人等候办理登记手续。待天亮时，四周已是一片人山人海。8点半左右，红十字会的大门一开，苦候多时的民众就像潮水般一拥而入。受理登记的柜台还没有开门，办公室就已挤得水泄不通。红十字会在第一天办妥登记手续的多达1334人。”
这种“探亲热”持续不断。据统计，开放探亲满6个月时，申请赴大陆探亲者达14万余人，有6万多人已前往大陆探亲。1992年以后，来大陆的台湾居民每年都超过100万人次。
随着“探亲热”的出现，两岸贸易也得到迅速发展。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展示的广阔前景，犹如一个强力的磁场，不断吸引着台湾众多的投资者。台湾同胞来大陆投资迅速增长。
1988年6月25日，国务院第十次常务会议通过《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提出“为促进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经济技术交流，以利于祖国海峡两岸的共同繁荣，鼓励台湾的公司、企业和个人（以下统称台湾投资者）在大陆投资”。这一行政法规得到了广大台湾同胞的拥护。由于祖国大陆热烈欢迎台胞各项举措的实施，迎来了广大台胞探亲、旅游、投资、通商的热潮。
在两岸民众相互交流的强大形势下，台湾当局被迫逐渐放宽探亲限制。探亲潮以及随之而来的“观光潮”、“通商潮”，不仅有助于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有助于消除隔阂，减轻对立，更有助于增进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认同感与向心力。通过交流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加深了台湾同胞对祖国的认同。
在两岸关系问题上，蒋经国终于梦醒了。
当然，这个突破对国民党而言，是比较有限的，也是被动的。他们在作出一些政策上让步的同时又步步为营，处处设防，显示出他们矛盾的心理，毕竟几十年的隔阂坚冰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所能消融的。
1986年l0月10日，蒋经国参加台湾各界庆祝“双十节”大会，在祝词中声称：“反共到底立场决不改变。”但是，在1987年1月1日，蒋经国发表《元旦致词》时，他又提倡“守法观念，发扬团结和谐精神”，号召人们“无论环境如何困难”，“大家对国家前途必须有坚定的信心”，“以新的认识，新的做法，开展新的形势”。
就这样，蒋经国虽然一直念念不忘坚持着乃父的精神传承，但是在中华民族的春天即将来到的时候，他还是对自己行进的步伐作出了调整。这可能是因为在他的骨子里总是存在着与大陆割舍不断的血脉联系，连他自己都承认了这一点。然而当他越来越位高权重时，内心更有一股孤寂感。晚年时他曾说：“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这句话至今普受台湾人民感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