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岁老兵的悲愤呐喊打动了蒋经国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蒋经国的“三不”政策越来越行不通。在历史潮流的冲击下，岛内要求回开放大陆探亲的热潮空前高涨，就在这个时候，爆发了震惊两岸的“华航事件”。
1986年5月3日下午3时10分，一架大型波音747货机缓缓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机身上，赫然标志着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几个大字。飞机在宽阔的跑道上停稳，机门打开，机长王锡爵从舷梯上走了下来。刚刚得到消息的当地有关负责人正好赶到，心情激动的王锡爵一见到他们，便迫不及待地说：“我要和家人团聚，我要求到祖国大陆定居。”
这便是当时震惊海峡两岸的“华航事件”。然而，这一举动的意义，还远远不限于驾机到大陆本身及一家骨肉的团聚，而是由此之后，在两岸沟通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永载史册的“华航模式”。
王锡爵驾机到祖国大陆的消息传到海峡对岸，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台湾当局既恼怒，又无奈。
大陆方面对于这一事件相当重视，立即作出了反应。
5月3日当天，一封电报从北京发到台北华航公司，正式邀请台湾方面尽早派人来北京协商有关飞机、货物和机组其他成员的处理问题。
华航公司炸了锅，派人去北京，这怎么敢呢？这岂不违反了台湾当局坚持了多年的“三不政策”？中华航空公司作不了主，请示最高当局。最高当局的调子，仍旧是：不正面接触。
5月4日，台湾“交通部政务次长”朱登皋表示：这个事件应由“华航”通过第三者处理，与“政府”无关。5月5日，台湾“国防部长”宋长志在“立法院”表示：“台湾将通过香港国泰航空公司、英国保险公司和国际红十字会三个途径同大陆交涉华航货机问题。”
然而，大陆方面一再申明：“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自己能够解决”，无须经过“第三者处理”。“华航事件”陷入僵持状态。
5月6日，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王锡爵驾驶着他从台湾驾来的这架波音747飞机，飞越多年来只能在梦中相见的长江、黄河，抵达北京的首都机场。当身着“华航”短袖制服的王锡爵走下飞机时，前来迎接他的中国民航局局长胡逸洲和他亲切握手。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接见了王锡爵及王锡爵的父亲、弟弟等家人。田纪云说：“王先生的行动，表达了炎黄子孙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共同愿望，是顺乎历史潮流之举。王先生这次回来定居，还实现了多年分离的家人团聚的夙愿。对此，我表示热烈的祝贺！”
关于副驾驶董光兴、机械师邱明志二人的何去何从问题，田纪云公开表明了态度。他说：“我们主张海峡两岸实行‘三通’，有来有往，来去自由。我们将充分尊重他们本人的意愿。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是言行一致的。我们对这件事的处理是光明磊落的，是合情合理的。”
一个星期过去了，台北这边仍旧保持缄默，未作任何反应。
5月11日，中国民航再次致电华航，台北还是没有反应。
我方再次以民航局名义致电华航，重申这是纯属两个民航公司之间的业务性商谈，并不涉及政治问题。还明确表示，如果对方觉得不方便，也可以提出他们认为方便的地方来商量。
台湾方面对此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被迫于5月13日通过香港太古集团常务董事姚刚先生向我方传话，表示愿意派人与我方在香港商谈。
这次历史性的会谈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双方表明了各自的观点、立场和诚意，气氛很融洽。经过协商，双方基本达成了一致，会谈纪要签字后，双方鼓掌通过。至此，“华航事件”圆满解决。
如果说“华航事件”仅仅是台湾探亲浪潮的一个“特殊个案”。那么，国民党老兵“想家”的怒吼，则彻底震动了全岛。
20世纪80年代，在台湾的大陆籍退伍老兵约有12万人，是退伍军人中生活最贫寒的一族。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初退伍，并成为国民党当局财政困窘的直接受害者，退伍时除了几百元的退伍金和一纸乌托邦式的“战士授田证”之外，他们一无所有。生活的艰难，可以忍，而思乡的情怀却挥之不去，长久地缠绕在他们的心头。他们的头发为之花白，他们的面容为之憔悴，他们的眉目之间紧锁着的是对“回家”的无望与无奈。
终于，台湾“立法院”前，一个老兵无声地抗议着。他身上的白衬衫，正面写着“想家”，背面写着“妈妈，我好想念你，儿何文德”，鲜红的广告颜料象征着他心头在滴血！这就是何文德，时年58岁，湖北省房县人，17岁时为生活所迫而入伍，转战大半个中国，1965年以炮兵上尉职级退伍，加分考入台湾中兴大学企管系。
“当兵当了18年，35岁退伍，就在台湾混。最初还算顺利，后来运气就不好了，这几年老了，根本就没事做。”
1965年，何文德几次托人从海外辗转寄信回故乡，而海外友人几次寄来他母亲的回信及照片却均遭邮检扣留。1966年，他母亲去世了。
何文德说，他有勇气站出来为老兵说话，就是出于为人子者对其父母生不能尽孝，死不能谒陵扫墓的悲和恨。
为唤起“沉默老兵”的力量，何文德在一些支持者、同情者的帮助下，经常出入老兵聚居的“荣民之家”、“荣民总医院”，散发印有返乡探亲主张的传单。为此，他常常遭到便衣警察和“荣民之家”管理员的殴打，个人前途凶多吉少。他的妻子和儿女都担心他的安危，劝他放弃。
何文德告诉孩子：“四十多年了，时间不允许我再等下去，父母生我一场，我只在他们身边陪伴了不到17年。而我陪你们的妈妈有二十多年，跟你们在一起也有十六七年了。对父母，我生不能侍奉一杯茶，如今他们死了，我总得回去在他们的坟上添一把土吧。”
他豁出去了。为了不连累妻子儿女，他决然与结发二十多年的老伴“离婚”，又立下遗嘱，将后事转托给好友，走上街头，为宣传“自由探亲”奔走呼号！
在何文德的带动下，老兵们不再沉默，积压在心头的郁愤一发而不可收拾。1986年11月29日，他们以“大陆来台全体老兵”的名义，向台湾社会发出了不满“三不”政策的公开信，直接向蒋经国发出心里的呼声：“我们的总统能做到至忠至孝，难道我们三军部下就不能做到至孝吗？请求政府妥善处理我们这些可怜的人，感谢各位大恩大德。”
1987年1月，台湾《中华杂志》刊登了老兵们写给杂志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们三军退伍老兵都超过知命之年，四十余年，从未与大陆亲人通信，又不能返乡探亲，又绝了我们三军老兵的后代，内心痛苦，一言难尽。在这四十余年，没有一天不想亲人……我们国家天天讲伦理道德，忠孝仁爱，自由民主人权，连生我养我的父母及妻子兄弟姐妹都不能通信问安，还有什么伦理道德人权可言……”
1987年5月2日，以大陆籍老兵为主，成立了“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发起“自由返乡运动”，响应者有6000多人。他们走上街头，散发传单，为12万个自己而控诉着、抗争着。
11月7日，他们在《政治家周刊》上发表文章《抓我来当兵，送我回家去》，强烈要求台湾当局资助老兵还乡，文章最后写道：“老来结伴好还乡！孤苦无依的老哥哥，来吧！赶在太阳下山之前，让我扶着你，你牵着他，他拉着我……心连心，手牵手地踏上我们等待将近40年的返乡探亲之路吧！”
老兵们的行动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获得了全社会的广泛同情。《中国时报》称“面对一大群两鬓飞霜，枯瘦苍老的容颜，悲愤！喑哑又含糊不清的呐喊，令人不得不深思久被忽视的老兵问题”。
社会各界的呼声，尤其是老兵们的呐喊，最终触动了蒋经国，他不止一次对亲近的僚属说：“离开家乡三四十年的人，没有人不想家的，这是人之常情。政府对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应乐观其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