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剧在四十年前的8月5日发生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斗争了学校的5位负责人。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首当其冲。
下午2时左右,女附中一个班的“红卫兵”突然聚集起来“斗争黑帮”,冲到正在打扫厕所的副校长胡志涛跟前。胡志涛对学生说,工作组撤走以后,红卫兵如要开批斗会,要事先报告新成立的北京市委。就是说,红卫兵不能自作主张地斗争校领导。
红卫兵根本不予理会。一个红卫兵拿来一大瓶墨汁,不由分说朝她头上倒下来,胡志涛全身顿时就被墨水染黑了。
红卫兵将学校5个负责人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了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在他们的脖子上套上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分子”字样的牌子。接下来,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大批判”会立即开始了。
成群的学生涌来,聚集在台下。在狂热的批判中有人喊道:去木工房拿棍子。结果即有女学生跑向学校木工房,拿来了待修的破课桌木腿,那上面还有没拔除的钉子。更有人跑向开水房去取热水,打算浇烫这些“黑帮”——当代教育史上残忍的一幕就这样开始了。
红卫兵们草草“批判”了几句,就将被斗者从高台上拉下来“游街”,强迫他们一边走一边敲打被硬塞到手里的铁簸箕,反复地说:“我是牛鬼蛇神。”
5位教师被赶到小操场,要他们停下来劳动,挑走那里的一堆沙子。红卫兵自己动手,把要卞仲耘挑的筐里装满沙子,用铁锹拍了又拍。经受了半天折磨的卞仲耘哪里挑得起来。红卫兵一拥而上将她打倒,拳脚乱棍交加。
女附中的教师们吓得缩在办公室里不敢出来。5名校领导孤立无援地迎受狂热女生的殴打,完全失去了自卫能力,被学生们一路厮打扯向宿舍楼。
一路上乱棍如雨,殴打者使用了形形色色的木棍,其中包括带有钉子的桌腿。宿舍楼走廊的白墙上留下了斑斑血迹。
这场狂热语言和棍棒交加的批判持续两个多小时,被批判和殴打的教师完全没有抗辩可能。大约到下午5时,受殴打最重的卞仲耘终于失去知觉,倒在了学生宿舍的台阶上。仍有一群女红卫兵围住她,用脚猛踢这位不久前还受学生尊敬的副校长,大声喊:“装死!”
毕竟有人看出卞仲耘性命攸关,结果叫来一个校工和语文教师林莽,将她搬上平时推垃圾的手推车。红卫兵们继续批斗神志还清醒的另外4人。
副校长胡志涛看到躺在手推车上的卞仲耘胳膊红肿,布满伤痕,眼睛微张,瞳孔没有了反应。胡志涛挣扎着对身边的红卫兵说,她有生命危险,要马上送医院!
红卫兵却对胡志涛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接着将她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残酷的批斗会终于进入尾声。有校工将载着卞仲耘身躯的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附近,因为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那时天色还很亮,有红卫兵说就这样把卞仲耘推出学校“影响不好”,于是就将大字报覆盖了她,还在上面压了一把扫帚。
这时,红卫兵渐渐散去,有人到邮电部医院请来医生急救。医生在晚上7时左右赶来,见状即将卞仲耘抬往医院抢救,但这时的卞仲耘已经死亡多时了。她的生命在50岁时突然结束,甚至来不及发出抗争的呐喊,来不及留下遗言。
这天,另外4位校领导均受重伤。胡志涛遭受带着钉子的桌腿殴打,浑身血水,一度昏迷,后来发现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学校教导主任梅树民是50年代初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来校任教的,他身穿的衬衣被打出许多小洞,布丝深深嵌入肌肉。
我们为什么要记住她
时间长河默默流淌,如果到2006年卞仲耘还活着的话,她将度过90岁生日。作为京城名校校长,她会迎来无数学生的鲜花和祝福。
现在,作为“文革”开端红卫兵运动最初的殉难者,她留在历史照片上,以温柔清澈的目光注视今天的生活。
1948年春天,当卞仲耘作为一名《人民日报》女编辑,在战火中勤奋工作的时候,一对年轻的英国夫妇大卫和伊莎贝尔·柯鲁克不远万里来到太行山麓,用文字和照相机镜头记录中国革命的进程。他们访问了《人民日报》编辑部,也许是在无意中拍摄到卞仲耘的镜头。不久前,年近九旬的伊莎贝尔·柯鲁克教授将多年的若干照片送给报社。这使卞仲耘作为《人民日报》创建者之一的历史凸现得更加清晰。
河北省武安河西村的乡亲还记得她,将她的名字载入村史。
“文革”后,卞仲耘得到平反昭雪。在她的追悼会上,人们泪飞如雨。
卞仲耘为之献出了生命的学校,现在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这所名动京城的“市重点中学”每年都有大批学生考入重点大学。
今天是多么美好,但是通向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是留下了血迹的。记住卞仲耘的名字,是为了彻底否定“文革”,让下一代人知道,我们不能再犯“文革”那样的错误。因为她的悲剧完全证明:“文革”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彻头彻尾完全荒谬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