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逼近的时候
在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教过语文,转而教政治,又当过教导员,后来升任教导主任、校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和副校长。她有4个儿女,丈夫王晶从新华社调到中宣部,后来到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研究员。
师大女附中创建于1917年,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著名中学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高级领导的女儿进入这所中学,校长通常由老资格革命家担任。到1966年“文革”前夕,校长暂缺,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就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了。
卞仲耘深切地感到,“文革”爆发前的一年里,“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到“五·一六”通知一出,积蓄能量多年的潘多拉盒的盖子终于被打开了!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张贴了攻击北京市委、北大校党委的大字报。6月1日中午,3个师大女附中学生也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对学校领导进行攻击。6月3日,工作组进驻师大女附中,宣布支持起来“造反”的学生,斥令校领导全部“靠边站”,全校师生主要以开批判会、写大字报等方式开展“革命”。教师的尊严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学生可以对老师直呼其名,学校里很快贴满了攻击学校负责人和教师的大字报。
一些附中女学生将大字报贴到了卞仲耘家的大门上。大部分大字报并没有什么理论辩驳,却充满了粗俗的谩骂。其中贴到卞仲耘卧室门上的大字报写着:“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要抽你的狗筋、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后人难以想象,如此粗鄙低俗的文字出自中学女生之手,而且这样的粗俗野蛮仅仅是更大罪恶的开端。
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女附中全校批判揭发大会,卞仲耘被推上批斗台,其他4位校领导站在台下。上台发言的女学生呈气愤填膺状,不时挥拳呼喊口号。批判发言时,突然有学生手持军事训练用的刺杀木枪上台,几下将卞仲耘捅倒在地。她刚刚倒地,又有人拽着头发将她拖起来。当时情形已非常残忍,但是无人制止。
批判会后,心情沉重的卞仲耘向上级写了一份请求保护的报告。她写道,自己拥护“文革”,但请求不要对她使用暴力。她在信中说:“在群情激愤之下,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呈90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捅脊梁,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1938年即投身革命的卞仲耘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
红卫兵运动带着“红色恐怖”呼啸而来。8月4日,师大女附中出现了红卫兵们批斗“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情况,她们强迫那些不幸的学生交代“反动思想”,最后还必须连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同一天下午,红卫兵闯进几位校负责人办公室,用皮带抽打了他们。
卞仲耘感到,巨大的灾难迫在眉睫了。就在这天晚上,她对丈夫王晶说,按这个势头,学生打死她这样的人,就像打死一条狗,现在她的处境非常危险。她和丈夫商量:是否向相识的中央领导人写信求救?
王晶主张妻子立即离开北京,回安徽老家暂避一时。但是卞仲耘不同意。她认为天南地北都是中国,天罗地网无处躲避。更重要的是,她认为自己是清白的,如果逃走,反而会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为了人的尊严,我决不能逃走”。
王晶又劝说了几句。卞仲耘外柔内刚的性格此时显现得格外鲜明,她最后对丈夫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第二天早晨,家中保姆对卞仲耘说:“别去学校了。”但是忠于职守的卞仲耘还是走向了学校——那是她的岗位。
这天早上,倒是同为师大女附中副校长的胡志涛赶到北京市委,找到熟悉的分管文教负责人,报告说在师大女附中,校领导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但她得到了无奈的回答:“你先回学校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