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头会刚一开始，谭震林便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重问张春桥：“进京的老干部中，为什么陈丕显没来？”
张春桥还是那句话：“群众不答应啊！”
谭老板一下气炸了，连珠炮似的向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发火了：“群众！群众！不要张口闭口用群众压人！陈丕显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省委第一书记有什么问题？毛主席都批准保他们，为什么你们不让陈丕显来北京？”
张春桥在谭震林的逼视下不阴不阳地说：“群众起来了，这些事都要跟群众商量，他们不签字嘛！”
“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形而上学！”
谭老板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地继续吼道：“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倒。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明明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他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好些话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
“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说完，谭老板穿上衣服，拿起文件夹起身便走，一边走一边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谭老板这一番大义凛然的慷慨陈词和质问，说出了与会的老帅们郁积心中已久的心声，引起了在场的老帅们、前辈们的共鸣。他们早就按捺不住了。
陈毅接着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要搞修正主义。现在有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谁是拥护毛主席的吗？”
谢富治不断插话，以老干部身份替中央文革说好话，真是奇怪之至。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王力则一言不发，低头匆匆猛记笔记。这里引用的怀仁堂上老同志们的发言就是根据谭震林同志生前的回忆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的记录整理的。他们没有想到经他们亲手记录下来的材料，恰恰成了老一辈革命家铮铮铁骨和他们卑鄙嘴脸的见证。
谢富治又一次插话说：“文革小组经常讲震林同志好话。”
先念同志说：“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老板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身边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先念同志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老板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谢富治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老板立即回击道：“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先念同志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逼、供、信。这个搞法是从1966年的第13期《红旗》社论开始的。”
《红旗》13期社论的标题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进》，文章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发表在1966年10月。听先念同志如此说，总理当即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是分管《红旗》的，《红旗》杂志的重要文章，都要送他审查，而且许多文章是由他授意组织的。这篇社论明明是他参与炮制的，康生却当面撒谎道：“我没有看过。”
叶剑英同志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老一辈革命家在会上拍案而起，仗义执言，骂得酣畅淋漓。如果说，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心中更多的还是疑虑、担忧、迷惘和观望的话，在1967年2月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这种疑虑和迷惘已经转化为愤怒和抗争了。这个抗争是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大量血的事实的教育下所触发的。郁积在老一辈革命家心头的怒火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发出来，一时间，怀仁堂里正气压过了邪气，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在老帅们猛烈的炮火轰击之下毫无招架之力。
可是，老同志们越说越激动，逞一时之气，图一时之快，也说了一些过头话。没想到后来引起天威震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