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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毛泽东震怒:你们要否定文革,办不到!

按照康生的说法,毛主席第二天“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他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叶群当时代表林彪出席会议)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陶铸将毛主席同他谈话的记录整理好后,立即报告了周总理。总理又慎重地请示毛主席具体保哪些人,毛主席说,凡是受严重冲击的都可以保。周总理得到了毛主席的指示,于当天下午在中央的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并说:“毛主席的指示现在就作为中央的决定。把主要工作安排一下,过了新年,陶铸同志就出发。”

  陶铸同志电话里要我“坚持”,原来是这个意思呀!我得知这些情况时,陶铸同志已被打倒,成为“全党全国共诛之”的对象。我了解陶铸同志,我从心底里感激他,感激毛主席。

  江青一伙对陶铸同志即将代表党中央外出考察极为恐慌。因为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的目的,就是要把全国搞乱,要打倒老干部,以便乱中夺权。因此,他们千方百计要阻止陶铸外出调查。张春桥、姚文元提出要立即回上海,堵住陶铸的去路。老奸巨猾的康生、江青想出了毒计,把陶铸就地打倒,拔除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于是他们便施展恶人先告状、先下手为强的卑劣手段,在毛主席面前告了陶铸刁状,栽赃陷害,使陶铸罹难。康生、江青、张春桥这伙害人虫残害了多少忠良!

  陶铸想保护一批党的老干部,结果自己却引火烧身先被打倒。自此,康生、江青、张春桥一伙更是肆无忌惮,有恃无恐了。全国掀起了揪斗、迫害老干部的一阵阵恶浪,陶铸没有能够出京考察,张春桥、姚文元却飞回到上海来“摘桃子”,掀起了所谓的“一月革命风暴”。

  上海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遭殃了。我和曹荻秋以及市委、市人委的绝大多数同志开始陷入生死关头。

  陶铸被打倒之后,周总理的处境更加艰难了。我们敬爱的总理为着党和国家利益,不顾个人安危,以他博大的胸怀、超常的才华,忍辱负重地同林彪、康生、江青、张春桥之流展开顽强和巧妙的斗争。他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拟出了一份中央局和省市委第一书记的保护名单。陈毅同志也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把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名单都开列在保护之列。毛主席批准了周总理和陈毅同志所拟的名单。名单中有我、叶飞、江华、江渭清、谭启龙、杨尚奎等人。

  1967年1月28日,中央分别派出专机,从福建、江西、浙江、江苏等地把叶飞、张平化、杨尚奎、江华等同志接到北京。叶飞是在当时福州军区副司令皮定均同志的干预、帮助下,从造反派手里接走的。接我的飞机也到达上海机场,由于张春桥暗中搞鬼,王洪文控制的造反派把我和曹荻秋扣住不放,结果没有走成。据当时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告诉我儿子小津,飞机在江湾军用机场一直停了好多天,一直在等。张春桥、王洪文明明知道保护的名单里有我,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决定的,可他们就是扣住我不放。事实又一次证明,当和他们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照样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

  由于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完全落实,引起了尚能讲话的老帅们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不满。在1967年2月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拍案而起,仗义执言,与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一伙进行了严肃的抗争。一时间,怀仁堂里正气压过了邪气,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康生、张春桥之流,在老帅们猛烈炮火轰击之下,毫无招架之力。

  于是这便成为轰动全国的所谓“二月逆流”的引信之一。

  2月16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碰头会,原定议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王力、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等。

  开会之前,与会人员陆续进入会场。

  在怀仁堂门口,谭震林和张春桥从不同方向走向怀仁堂的台阶,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谭震林对张春桥投以鄙视的目光,没有理睬这位炙手可热的“政治明星”;老奸巨猾的张春桥深知这位老上级是个不好惹的人物,原想主动上前打招呼,可看谭震林如此蔑视他,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对谭震林的鄙视迅速作出了反应。此时的张春桥已非昔日可比了,他有靠山,已是冉冉上升、说一不二的人物了。他昂首阔步、目空一切地往前走。突然,性烈如火的谭震林扭过头来,厉声问身旁的张春桥说:“陈丕显为什么没来?”谭老板指的是进京的名单上有我,但我没到北京来。张春桥现在是上海的“太上皇”,所以问他是理所当然的。

  谁知张春桥却板着面孔阴阳怪气地说:“他来不了啦!”

  “咦,毛主席批准的,而且还专门派了专机去接,怎么来不了了呢?”谭震林看着这位新贵竟敢如此无礼,居然“一阔脸就变”,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张春桥有恃无恐地说:“群众不答应呀!”

  谭老板怒吼道:“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呀!如果什么都由群众说了算,还要党的领导吗?”

  张春桥反唇相讥说:“党?党组织不管用了。在上海,科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谭老板听了十分气愤,讥讽地对张春桥说:“噢,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

  事隔多年,当谭震林同志给我讲述这场在怀仁堂门口与张春桥唇枪舌剑的“遭遇战”时,谭老板诙谐地对我说:“我这一番话把张春桥气得脸色像猪肝一样。不过,我也气得不得了,恨不得上前搧他两个耳光。”要是在战争年代,谭老板是完全会这样做的。他平时是个极为宽厚的人,但发起脾气来也很厉害,和平时判若两人。

  张春桥阴沉着脸进去了。谭老板也早已憋了一肚子气。说实话,对江青、张春桥一伙的倒行逆施,开国元勋们早有看法,早憋不住了。

  

  • 责任编辑:董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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