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历史将盛宣怀推到风口浪尖
盛宣怀刚刚荣登内阁大臣，正要一展身手
1901年以来的十年，对于盛宣怀来说却并不算顺利。首先是他的老上司李鸿章在1901年辞世。第二年，他的父亲盛康过世。以为父亲守丧的名义，他在之后几年相继失去了对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以及铁路公司的控制。直到1907年保守派大臣打压袁世凯，他才逐渐收回这些控制。1896年，盛宣怀就执掌铁路总公司，1906年邮传部成立，他却直到1908年才做了个邮传部副部长（侍郎）。
1911年这年1月，盛宣怀终于坐上了邮传部部长（尚书）这个早就该属于他的位子，接着在5月份，又成为内阁阁员，一切都看上去重新走上了正轨。按照李鸿章的说法，他盛宣怀一生所求，无非“欲办大事”而“兼作高官”。5月8日新成立的内阁，13名阁员之中，满人占了9席，其中又有6人为皇族，舆论汹汹，讥为“皇族内阁”，他盛宣怀身为汉人，年轻时科场不售，连举人都没有考上，现在却跻身内阁大臣，刚刚才达到人生的顶峰。在这个新的大舞台上，盛宣怀正准备再一次一展身手。
力主铁路国有，间接导致保路运动以及武昌起义
内阁成立的第二天，“铁路国有”政策出台，这是盛宣怀力主的结果。盛宣怀把铁路国有看得如此之重，自有他的考量。光绪年间，清政府同意由各省地方筹资建造铁路干线，但造路进展不顺，四川铁路更是亏损达到300万两之多。他有感于各省自行造路既缺乏全盘规划，甚至连铁轨宽度都不相同，而且为了造路纷纷额外征税，导致民不堪其负，因此力主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以加紧建设进度。而在此之外，他还另有一笔盘算：筑路要用大量的铁轨，这些铁轨的一半要由他主掌的汉冶萍公司生产——于公于私，铁路国有如果进展顺利，将是盛宣怀的另一个顶峰。
事情并不如盛宣怀预想的那么顺利，铁路国有计划在广东、湖南、四川等省遭到阻力，尤其是亏损300万两的四川。由于铁路公司高管和本地士绅的煽动，加上地方官员处置不当，终于闹成保路运动。川人反弹，盛宣怀力主镇压，然而事态的发展益发危急。向四川调兵的行动又间接造成武昌兵变，他只好催促袁世凯出山平乱，袁氏先是以足疾推脱，分明是要观察形势，后来又在军饷和兵权的问题上讨价还价，分明是要趁乱抓权。这些乱世中的情形，盛宣怀看得明白，然而，事态之进展，超出了他的预想和掌控，终于酿成10月25日这“世人皆曰盛宣怀可杀”的一幕。
遭到革职，“永不叙用”
革职后一度流亡海外，身后留下2000万两遗产
1911年10月26日这天天亮，盛宣怀的奏章尚未写就，朝廷的旨意已到。他被革除了邮传部大臣的职务，而且，旨意上说，“永不叙用”。10年前，帝国的情形也像此刻一样，朝不保夕，庚子战败，李鸿章被派去与列强议和，早早看到自己将替这衰弱昏聩的王朝受过的命运。他告诉盛宣怀说，“和约定，我必死”——李鸿章的命运，最终也成了盛宣怀的命运。两天后，盛宣怀逃离了北京。两个月后的12月31日，这个风云变色的年头的最后一天，67岁的盛宣怀从大连乘坐轮船前往日本，踏上了流亡之路。大海之上，水天茫茫，故国渐渐从67岁的盛宣怀眼中远去。
历史犹如一个玩笑。就在盛宣怀流亡的前几天，另一个流亡者刚刚归来。盛宣怀黯然离去的时候，归来的流亡者在古都南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欢呼与崇拜。这个归来的流亡者名叫孙中山。盛宣怀还记得，17年前，他的挚友郑观应曾有信来，向他推举这位年少英俊的孙医士。而依照他数十年如一日的习惯，1884年的这封信和1911年10月25日的一切材料，都遗留在渐渐远去的大陆上的数十万件档案之中。
1912年秋，盛宣怀回到上海，由于仍然是大股东和董事，他在租界继续主持轮船招商局、汉冶萍公司、银行和纺织厂的经营。为了取回在革命中被没收的资产，据说他向民国国库缴纳了500万两的贡献。1916年，盛宣怀病逝于上海。由于生前的苦心经营，在经过晚清和民国的两轮清算以后，他仍有2000万两白银的遗产留给他的后人。
官僚资本主义是那个时代中国特殊国情的产物。尽管仍然带着旧时代官僚的特征，以盛宣怀为代表的中国那一代官僚资本家，仍然以他们领先时代的前瞻性和国际视野，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时代的浪潮能把他们推向浪尖，也能将他们沉入水底。当新时代的大幕开启，他们的历史使命也就基本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