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马寅初翻案
上世纪60年代初，田雪原在北京大学上学时，适逢老校长马寅初遭到第二轮批判。早在50年代，马寅初就提出了控制人口的理论。由于“左”的思想影响，马寅初被批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人口越多越好”成为主流声音，人口问题成为无人敢触动的“禁区”。
因为失去有效控制，人口规模日益膨胀。据统计，1950年我国总人口为5.52亿，1970年增加到8.30亿，年平均增长20.60‰，远远高于世界平均速度。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1971年，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还在北大上学期间，田雪原就研读过马寅初《新人口理论》等文章，也看过不少批判马老的文章，对马老的遭遇感到不平。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全文发表了他的《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一文。这篇文章产生很大影响，作为为新人口论平反的重头文章，对人口理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上世纪70年代末，国家制定了“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晚”指结婚生育年龄晚，“稀”指生育孩子的时间间隔要拉开，“少”是指生育的孩子数量要少。这三者中，“少”是核心。当时，全国普遍流行的宣传口号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1978年，国家第一次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要求。
田雪原说，此间，有些地方的群众要求“只生一个”，发出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倡议。
1979年12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成都开会。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在会上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是我们计划生育工作的着重点转移。过去我们说，‘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现在提出来‘最好一个’，后面那个‘最多两个’没有了，这是我国目前人口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要求。”
“中国的人口增长像一辆已经发动起来的汽车，有很大的惯性力，仅靠它自己慢慢停下，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田雪原说。面对高速增长的人口，来自民间的呼声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结合起来，终于踩下了“急刹车”。
“老大憨”是否存在
1980年3月的一天，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内，一场影响亿万家庭的大讨论开始了。田雪原记得，他走进会议室时，看到里面坐了将近一百人。除了国家计委、经委、公安部、民政部、卫生部、教育部等部门的领导，还有中科院、社科院、首都高校人口学、医学、遗传学、生命科学和控制论等方面的专家。
这是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召开的人口座谈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是否可行，会遇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这在当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事情。与会人员发言热烈，很多人用“失控”一词来评价当时的人口增长势头，大家都感觉人太多了，但是只让生育一个孩子，又嫌太少。这就是国与家、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矛盾。
有人提出：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话，叫做“老大憨，老二聪明，但是最聪明的还是老三，俗话说猴仨儿猴仨儿”！此言一出，一片骚动，是啊，人口数量控制再好，如果智商下降、人口素质下降，这个责任谁负得起？
休会后，有人开始查找材料，进行论证。最后，大家形成以下共识：
首先，说“老大憨”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与会同志查阅的国内外资料表明，第一个孩子并非就不聪明，成名成才者为第一个孩子的，大有人在。
其次，老百姓的这种说法跟过去多生多育有关。因为生的孩子多、生活困难，老大往往是“半个爹”或“半个妈”，要照顾弟弟妹妹，往往更加忍让，给人“憨”的印象。如果只生育一个孩子，老大不再承担这一职责，“老大憨”就不存在了。
第三，当时，我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虽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尚未确定，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但有经济学家认为，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已经走到了死胡同，必须进行改革，发展商品经济。而发展商品经济，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婚育观念就会发生变化。伴随而来的，是未婚先育、流产比以及离婚率升高等现象的增多。因此，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但生育和留下来的孩子不是所怀的第一个孩子的比例会增加。
田雪原说，有了这三条共识，会议终于下了提倡生育一个孩子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