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从1931年起，梅贻琦便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此后直到1962年于台湾逝世，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梅贻琦又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也是他一手创办的。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倒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但任何时期，清华学生喊出的口号都是“反对某某某，拥护梅校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他答：“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梅贻琦向来重视教授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有关办学的一些重大事宜上，梅贻琦注意听取有威望有影响的教授的意见。当别人问他的办学主张时，他常说：“吾从众。” 这并不是他没有主见，而是充分尊重教授们的治校意见。作为校长，他能够摆正同教授的关系，他说：“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
梅贻琦同时将自己比喻成京戏里叫“王帽”的角色，看上去煞有介事，前呼后拥，“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正是在这样一种民主、自由氛围中，西南联大才识卓绝的教授们，才不断创造了生动活泼而卓有成效的教育奇迹。
在西南联大，曾当过孙中山秘书的刘文典上课便很有个性。为讲《月赋》一文，刘文典特意选择在十五月圆之夜，当着一轮皓月开讲：“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师生沉醉其中，不知今夕何夕。当学生问他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时，他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随即他解释道：“‘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
在破格录用教授方面，西南联大也不拘一格，唯才是举。沈从文小学读完后就去当兵，发表了许多小说，尽管未当过教员、讲师、副教授，也未去国外留学，仍于1939年被联大师范学院聘为教授。一贯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从此便操着他那口浓重的湘西口音，在西南联大认真地讲授他的写作课。后来，沈从文培养出了“最后一个京派作家”——著名小说家汪曾祺。
西南联大教授们的敬业精神也令人感佩。朱自清任教西南联大时，尽管日本飞机常常飞来轰炸，生活也困难，但他依然兢兢业业，每天工作到夜里12点以后才休息。一次，朱自清得了痢疾，可是他已答应学生第二天上课发作文，于是他便连夜批改学生的文章。而在他书桌边，就放着马桶。朱自清改了整整一夜的作业，也拉了30多次。第二天，他脸色蜡黄，眼窝深凹，人都变了相，可他连脸都没洗，提起包又给学生上课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