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摘自《文史参考》第六期
两会前后，教育部力推新一轮“教改”，明确提出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两会”上，“校长委员”们也纷纷建言：“大学不是衙门”，“高校教师要早点摘掉官帽子”，“能让教授做主就别让政府做主”.....推倒高校“行政化”这座大山，实行教授治校，已上升为国家意志。
民国以降，蔡元培、梅贻琦等先贤，秉承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等理念，造就了傅斯年、李政道、汪曾祺等大批后起之秀，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也成为整整一代人的精神家园。但建国后的院系调整，教育模式全盘苏化，使中国教育之路渐行渐窄??而“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大师风范，也如广陵散一样，竟成绝响，教授治校更化为一段逝而难复的梦。人们不禁哀叹：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蔡元培：绝不再做政府任命的校长
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最早提出并实践“教授治校”主张的当属蔡元培。他对北京大学的改造，开创了中国教育新的纪元。
整顿北大，践行教授治校新理念
1907年，已40岁的蔡元培留学德国，在以“实干精神”著称的“莱比锡大学”从事心理学、美学、哲学研究。其间，蔡元培发现德国的大学管理十分民主。校长和各科学长由教授会公选，每年更迭一次。而且，校长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各科教授按年轮流担任，学生从来没有因为校长的去留而出现问题。
回国后，蔡元培极力主张效仿德国大学制度，实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1912年，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亲手起草《大学令》，第十六条明确提出：“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第十八条则要求：“大学各科各设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学长可随时召集教授会，自为议长。”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开始践行其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当时教师多为翰林院腐儒，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学生多出身于贵族官僚或豪门之家，上学堂只为升官发财。那时在学生中流行“结十兄弟”的风气。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10人分摊。
有的学生上课还带着听差。上体育课时，教员要毕恭毕敬地喊“老爷向右转，大人开步走”；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直奔妓院云集的“八大胡同”。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但由于受到“老爷”式学堂传统的影响，沉疴依然严重。
蔡元培知难而上。“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在刚就任北大校长后举行的开学典礼上，他开宗明义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之地”，“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他针对北大的现状，强调三点：“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此举给北大吹来了最初的新风。
要整顿北大的陈腐陋习，蔡元培认为 “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1916年12月26日，总统黎元洪下令，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当天，蔡元培便造访因事进京的陈独秀，极力邀请他加入北大，出任文科学长。当时，陈独秀因主办《新青年》，为“民主”与“科学”鼓与呼，早已名动大江南北。陈独秀白天四处奔波活动，晚上喜欢看戏，经常晚睡迟起。蔡元培差不多天天去拜访陈独秀，有时去得早，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独秀，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即可。最初，陈独秀不想受聘，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蔡元培就劝他：“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最后陈独秀终于为蔡元培的真诚感动，接受了邀请。
继陈独秀之后，胡适、梁漱溟、鲁迅等一批饱学之士，先后被礼聘至北大，出任教职。校风的整顿和众多开风气之先的精英人物的加盟，为蔡元培推行教授治校，提供了思想和舆论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