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从对自己开始
王克明26岁时，回北京到《农民日报》当记者，去安徽调查包产到户。一个农民一把抓住他的手：“王记者，你是中央来的，你可要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啊！”
乡里人说得谦卑、紧张，战战兢兢：“你说包产到户好，上面才能让我们搞，我们才有饭吃。”
大别山很穷，一张竹床一米宽，王克明和一个当地干部头对脚睡，房子四面漏风，没被子。
农民用树枝条子编成一片一片的东西，糊上泥就是墙了。一家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被子是一团灰突突的棉絮，一个没衣服穿的老太太，一冬天蜷在里面。她拉住王克明的手，泪水“哗哗”。
王克明开始怀疑自己。10年农村生活了，他信毛泽东，信人民公社，当大队书记，搞阶级斗争，可人民公社却让人穷成这样，“我做的一切有什么价值？”
他想学习，比任何时候都想，路上、桌上、车里，到处拿着书。有时一件大衣裹着头，一路卡车在走，风在吹，他在看，手上一本王力的《古代汉语》。
“南去的大雁，不要对北国的寒冷发出哀鸣你我观点如冰炭不能同炉，却没有争吵，没有脸红”1974年，这样的诗在红卫兵中广为流行。
就在那一年，王冀豫开始学吉他、下围棋、看俄苏小说。小说里俄国也在革命，他至今清楚地记得一本已模糊了书名的小说的情节：一群大兵冲进农场主家里，见到他美丽的女儿，“请你们出去”，姑娘说，一种美好和庄严震摄住了所有人，他们真的掉头离开了，走到门口想想不对，“这是革命”，回身大兵们强奸了她。
美好的力量，王冀豫也感受过，流亡的日子里他来到琼崖，住进朋友家，朋友的母亲是之前是广播台台长，后被打成右派。
每天下班后，她都干干净净地穿上长裙，戴起帽子，一到单位，一切都换掉，挂上牌子拔草，牌子上是侮辱的话。
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一家人吃木瓜，说话，争吵，一切都刚刚好，“我要是没杀人就好了”，王冀豫感到一种新的遗憾，这遗憾他之前有过，对张宏，而这次是对自己。
他明白了一件事，杀人之后，他和好的东西之间就永远有了一种距离。越是好，这距离就越大；反而和恶之间距离是没有的，而这距离将持续一生。
他第一次感到自己也失去了什么，之前，他一直以为失去的只是张宏而已。
这种失去吴琰也感到了。
80年代，她回城当了记者。报道一个工人搞出一项个人专利，单位却压制他。工人三下扬州，三打官司，争取他的专利。
吴琰第一次报道后，单位开除了这个工人，他为糊口，只好到大街上摆小摊。吴琰接着报道，工人的境遇更坏了，没有工作，各方面的压力都越来越大，母亲自杀了。
吴琰第三次报道了他，这次工人连家乡都呆不下去了，一张车票，跑到广州。
报道得奖了，工人的一生却彻底改变，“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为了正义，为了社会，可为了什么，就应该这样吗？”
她惊觉“为了更大的东西，失去一个生命的幸福，这就是文革思维”，她深深地厌弃自己，“我到现在还是这样，总觉得目的是一切，手段是不重要的，可以‘为了什么，不惜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