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暴者vs受害者
“施暴者是需要受害者配合的”，吴琰说，“没有受害者，就没有施暴者，每一个受害者都应该忏悔。”
她64岁了，眼角下垂，提起少女时代一声叹息。
15岁时，她花3分钱买过一根牛奶冰棍，吃完之后怎么都不能原谅自己：“我怎么这么糟糕，受不了诱惑，愧对工农群众”，她给团组织写思想汇报，一边写一边流下眼泪。
吴琰的父母是中宣部干部，文革中，中宣部是第一个被打倒的中央部委。几乎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昨天门庭若市，今天门可罗雀，出门时一群孩子拿石子追着她打：“狗崽子！”
爸爸被关在学校，妈妈关在妇联，大哥在清华，二哥在北大，一个阿姨被赶回老家，“不许再给走资派干活儿”，只剩她一个。
没钱吃饭，她拎着袋子到菜市场捡了几根烂菜叶，批斗会散场又扛回半袋子凳子腿，全烧光了火也没生起来。
突然有一天，她看到几个同班同学走进门来，“熟人”把家里所有相片扔到地上，七大柜子的书，一部分扔进垃圾堆，一部分几毛钱一斤贱卖了，另一部分投在地上，踩上几脚，“资产阶级小姐！”
她立在房间一角，眼看母亲的照片被摔在地上，一个红卫兵一脚下去，碾了几碾。
她没有阻止，只是立在那里一动不动，很多想法一个一个从她脑子里经过，千头万绪。
那不是愤怒，却比愤怒更复杂，混合着羞耻、不忍、犹豫和费解，“我没想冲上去护着那些照片，我老在想是不是我父母真的错了。”
对16岁的吴琰来说，一切都是克制的，包括亲情。那个年代里，亲情是“不提倡”的。
她不恨这些红卫兵，相反，她急切地想让自己加入进去，想了解他们，跟上他们，接受这个逻辑，而不是站在一边。
她感到自己站在广场里，所有人都很亢奋，你打一下，我就要打两下；我喊一句，你就要喊十句更革命的口号。那种呐喊像一种胁迫，“只要跟着喊口号挥胳膊，你就是安全的。”
学校门口，一个同学的妈妈被当街乱打，她是个“地主婆”，扫四旧扫出来的，十三四个学生你一下我一下，就这么打死了。
死成了一件很轻易、很常见、动不动就会发生的事。和所有人一样，那时的吴琰不觉得这一切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