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这场论战中，晚一辈的吴敬琏有自己的看法。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他同意于光远的观点，而在调整问题上，他则认同薛暮桥。
他认为，在当前投资过热及物价上涨的时期，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体制改革很难向前推进，而只有调整了国民经济才能创造这样好的环境。不过，他还认为，调整应该在改革中进行，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一文中，他说，“即使在以调整为主的时期，也不能只强调集中，把什么都管得死死的。事实上，在这个阶段也需要审时度势，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体制改革。这种必要和可能的改革，不仅对于做好调整工作是必要的，对于做好将来条件具备时大改大革的准备，也是必要的。我们在当前的调整为主的时期进行改革的试验，摸索到比较多的经验，就可以制定一套比较好的全面改革方案，从而保证根本改革的顺利进行。”
吴敬琏在这段论述中，其实表达了这样几层意思：第一，当前的重点工作是调整；第二，调整要靠改革的办法来推进；第三，中国经济必须进行大改大革；第四，我们迄今没有一套全面改革方案。
晚年的吴敬琏回忆说，当顾准所说的时机终于来临时，我们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却是那么的不足，人们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但是对于改革如何进行，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来代替旧的经济体制却还在苦苦的探索之中。多数人的思想还停留在采取某些放权让利、在微观层面进行小改小革的层次上。
在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的时候，中国处在国贫民穷的严峻时刻，中央财政枯竭，物资极端短缺，城市工商业处于瘫痪境地，因此，绝大多数的执政者及学者都把精力集中于如何增产增收以及如何提高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上，人们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整体反思是不彻底的，甚至，很多人依然沉迷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成就，形成了所谓的“一五情结”。哈佛大学的德怀特·帕金斯教授便认为：“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并不是红卫兵年代的无秩序造成的，而是长期遵循一个独特的发展战略并由战略而产生的计划和管理的质量所致。因此，要解决这个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战略，但中国的计划制订者在十年之后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到2003年，吴敬琏在写作《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时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写道：“企图以海量投资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大跃进运动造成了我国经济情况极度恶化以及巨大的财富乃至生命损失，然而，即使造成了这样大的灾祸，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却始终没有得到纠正。经济增长主要倚靠投资、特别是重化工业投资，成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开始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我们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在当时的现实和宏观环境之下，人们不愿意把体制这个“铁锅”一下子打破了，只是希望在最小的震荡范围内逐步地改变不合理的一切。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中国就选择了一条务实主义的、渐进改革的道路。(吴晓波/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