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的观点是，必须下决心调整，从走过头的地方退回来，坚决把6000万吨钢的高指标降下来，大大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努力把农业、轻工业搞上去，并调整重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他还对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过去总是说我国国民经济的三大改造是完全成功的，但实际上问题不少，问题不仅是搞得“太快“，而且是搞得”太彻底“了：使生产受到破坏，发展缓慢。革命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但过去有一种为革命而革命的倾向，认为革命越彻底越好，结果有时候破坏了生产。1979年7月，薛暮桥在中央党校做了题为《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的报告，详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在计委内部，反对薛暮桥的声音很大，他们认为，发展重工业是客观规律，重工业比例总是越来越大，农业越来越小，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渊源，提高积累才能提高生产增长速度。他们特别不能认同薛暮桥批评社会主义改造“太彻底“的看法，认为怎么能批评1956年的合作化高潮呢？于是，计委的高层开始组织部署、罗织材料准备批判薛暮桥。
薛暮桥的观点得到了陈云等人的认可。早在三年大饥荒之后的1962年和再度复出的1972年，陈云就两次提出过放缓重工业投资，加快与民生有关的“吃穿用计划”的实施，可惜都遭到了迷信 “钢铁元帅”的最高层的反对。1979年3月，中央政府成立了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出任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统管全国宏观经济，他们对薛暮桥的观点表达了支持。1980年4月，中财委秘书长姚依林被派往国家计委接任主任，制止对薛暮桥的批判，至此平息了计委的内部争论。9月，新成立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薛暮桥被任命为总干事。
二
按理说，改革派在这场大论战中取得了胜利，不过在改革派内部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思路，它的代表人物是于光远。
于的观点是，中国经济结构扭曲的原因是体制，所以光是调整是没有成效的，应该先改革体制。1979年前后，于光远发表了若干篇文章论述他的观点，提出“中国正处在一个需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时期，这种寻找合适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研究，尤为重要”。那么，到底应该建立怎样的新体制？于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不过却指出了方向，那就是“惟生产力论”。他在《对待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态度》一文中写到，“凡是最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我们就赞成，就支持；凡是虽能促进、但这种促进作用不安的，我们就不能那么赞成，不能那么去支持；凡是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我们就不赞成；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我们就坚决反对。只有持这样的基本态度，才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我国的实现，这是任何社会里都起作用的客观规律。”
同时期，他还写了另一篇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认为“我们的经济目标只应该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产人民需要的最终产品，而不应该是其他别的东西”。此文先是在《财贸战线》发表，于光远觉得影响不够大，便又交给《经济研究》重新登了一次，在说明为什么要重登的“附记”中他一口气提出了29个问号，其中不乏十分尖锐的问题，如 “以在可能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产最终产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目标，所依据的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这个规律是否即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不顾这个规律，会受到一些怎样的惩罚？”、“怎样看待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问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为什么对我国经济带来这么大的损害？为什么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提，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怎样看待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指标的问题？”等等。
综合薛暮桥和于光远的观点可见，他们都反对僵化的计划经济，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一贯战略，其分歧在于，薛暮桥认为应该“先调整，再改革”，只有首先调整了国民经济才能为建立商品经济的改革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于光远的观点则是“先改革，再调整”。
对于于光远的观点，薛暮桥明确表示反对，他在回忆录中解释说，“当时理论界有的同志认为应当把改革而不是调整放到首位，我认为这不是好主意。改革应当为经济发展服务，它的每一个重大步骤都应当取得促进经济正常发展的良好效果，否则改革容易遇到挫折。经济稳定协调的发展，是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
当时，决策层正在讨论一个宏观治理的“八字方针”，薛暮桥等人认为，治理的顺序应该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而于光远则认为应该是“改革、调整、整顿、提高”。于是，到底是“调整”还是“改革”放在第一位，双方发生了争论。因为观点上的南辕北辙，于、薛之间一度闹得颇不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