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吴敬琏以独立思考、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气质和务实深邃的经济思想，成为中国知名度最高、也最受尊重的经济学家。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史上，吴敬琏之重要性在于，他几乎参与了建国之后所有的经济理论争议。特别是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他是多场论战的主角，有些甚至是由他发动和主导的。这些论战主题涵盖了众多的改革困局，展现出几代政治家和经济学者为国家进步所做的思考与努力，也呈现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曲折和诡变。2009年夏秋之际，年届八十的吴敬琏完成长篇口述，他细致而坦诚地回顾了这些论战的细节以及自己的反思，为改革史的梳理留下了宝贵的材料。
1979年，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这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场经济政策大争论，论战在两个 “战场”展开，一个是在改革派与计划派之间，另一个是在改革派内部。争论的焦点是同一个：如何看待以及防止经济失控。
一
进入1979年之后，随着改革鼓点的敲响，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政策，包括职工提薪、奖金发放、安置就业、政策退赔、农产品提价以及扩大企业和地方财权等。这使财政支出大幅增加，与此同时，经济的复苏带动基础建设的复兴，各地的基建规模不断扩大，渐渐到了预算无法控制的地步，据《中国经济年鉴》披露的数据，1979年中央财政赤字170余亿元，1980年120余亿元。很快，社会上出现了物价普遍上涨的景象，到1980年初，商品价格上涨6%，其中城市上涨8.1%，农村上涨4.4%。
对此，一些计划派人士开始攻击改革，认为物价上涨就因为政府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所导致，所以，必须重回统购统销的管控路线，一旦放弃计划，势必天下大乱。
在这个问题上，改革派是有共识的。孙冶方抱病写出三万多字的《为什么调整——调整中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解释政府的开放政策是正确的，造成物价上涨的原因不在于调整农产品价格，而是因为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他认为，要压缩投资规模，必须严格控制银行信贷，将现行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同时，他提出要严格地划分扩大再生产与简单再生产的界限，属于追加投资部分的基本建设，要集中于中央和各省市来掌握，另外还要加强合同制，修建单位和承建单位必须签订详细合同，然后严格执行，违者必须受到制裁，赔偿一切经济损失等等。
与孙冶方持相似观点，并在第一线与计划派交战的是在计委经济研究所任顾问的薛暮桥。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国家计委的一些做法：在经济建设上，一再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高指标，比如超越国力，盲目扩大基本建设投资，在编制规划时，凭空提出到1985年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 (后来到1985年实际达到4679万吨)的高指标，并以此为目标，提出要建设“十大钢铁基地”、“十大石油基地”、“八大煤炭基地”等等过高计划。1978年基建投资一加再加，并且不顾外汇支付和国内配套能力的限制，一窝蜂地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物资供应全面紧张，到处停电缺煤，财政也发生困难。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了。薛回忆说，当时自己和一些同志议论时还曾说，这不又在搞“大跃进”“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