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历史，拥抱未来 国际上历来有种颇具“酷评”色彩的日本论，所谓日本“长于战术，短于战略”。此判断正确与否，暂不置评，但日本近代以来，确产生过众多的战略家(或曰政略家)及形形色色的国家战略：从山县有朋主张的“主权线”与“利益线”说，到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论，从“大亚洲主义”的主张，到“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可谓代有政略，与时共进，不一而足。其共通的指向只有一个，那就是扩张：从“保全中国论”到“亚洲门罗主义”，从“满蒙领有论”到“对华全面战争论”，从“最终战争论”到“南进政策”，日本的“战略”一个比一个更激进，但眼瞅着近代化以来靠扩张起家的“国富”一点一点拼光，最终陷入与英美为敌的绝路，从而导致决定性的、致命的战略失败。而那些如战前著名自由主义学者、前首相石桥湛三所主张的基于“小日本主义”的“满蒙放弃论”等真正富于历史洞见的战略思想，则被淹没于狂热的国家主义潮流中以至无形了。
倒是战后，在美国的民主化、非军事化改造和历史反省的基础上，日本的官、产、学精英真正号准了国家的命脉，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国家战略，才使日本走上了和平繁荣的轨道。这种举世公认的成就，恐怕是战前那些崇尚“阴谋论”的战略家们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一方面由于惨痛历史的过于浓重的阴影，另一方面由于冷战体制及战后日本社会的保守思潮，当战后60多年的今天，中国人复闻诸如“东亚共同体”等与历史上某些带有负面色彩的政治观念相近的表达时，所表现出的某种近乎本能的、反应性联想“症状”，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
但惟其是悲剧，才不能让伤痛和悲情长久缠绕，总要想法超越才是，否则便意味着更大的悲剧。同时应看到，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已然是一个经济崛起、至少在总量上与东邻相伯仲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浮出水面的“东亚共同体”动议，与其说是历史的延伸，毋宁说是出于在全球经济萧条的状况下，同一地区国家“抱团取暖”的现实需要。
整整85年前，孙中山在日本神户发表了著名的“大亚洲主义”演说。出于中国革命的现实考虑，对已站在“霸道”与“王道”的十字路口的日本发出了不要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而要做“东方王道的干城”的呼吁，以期利用彼时在日本甚嚣尘上的“大亚洲主义”思潮，旧瓶新酒，置换为“孙文版”联日抗衡西方列强的亚洲观。70年代，周恩来总理对日本友人也曾有过中日关系要“共存共荣”的表述。诸如此类的政治表达，其实与今天的“东亚一体化”、“东亚共同体”等概念一样，除了契合彼时特殊政治需要的语境成分外，无非是一种对中日两国进一步扩大合作、谋求战略双赢的善意期许。对此，日方理应理解国人的“敏感”；而国人也应该自信地超越历史，拥抱未来。
本文作者为刘柠(学者，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