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共同体并不坚固的历史性基础
日本民主党上台伊始，就以相当醒目的“亚洲复归”的姿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侧目，而鸠山首相关于构筑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则是其最强音。但鸠山首相在若干国际场合(G 20、东亚三国峰会等)对该构想的一再阐释，并未如日方所期待的那样，获得中、韩两国的高调响应。如此“温差”的背后，既有民主党政权及鸠山本人对该构想的阐述尚停留在比较泛化的“务虚”层面，对其作为法理概念的内涵、外延缺乏展开，尤其是具体化的操作“路线图”付诸阙如，令亚洲相关国家对其必要性与紧迫性的理解大打折扣的一面，同时，也应该看到并承认，区域一体化的历史性基础未必如日方所想像的那样坚固，坚固到足以维系像欧盟(E U )那样的、可谈论在政治上让渡主权的跨国联盟的程度。
当然，前一个原因是直接的、主要的，但也是表层的，而后者则是隐性的、深层的，但却是现实的，具有持续性的特点，且就其重要性而言，绝非次要。以今天中日关系乍暖还寒的微妙，不用说两国主流媒体其实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律”：尽量不把深藏于历史地表下的想法、感觉“表面化”，与当下的现实政治、国际关系混为一谈。说白了，就是谁都不愿戳破窗纸，某种对过去历史的既成看法被各自小心翼翼地藏起，不争论不等于是有共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家都明白争也无益，徒伤和气，不利和谐。可话说回来，关键时刻，正是这种类似“窗纸心理”的集体无意识，会不时浮出水面，偶露峥嵘。这种心理沉淀及其“表面化”，才是妨碍两国合作升级的深层阻力。譬如，举例来说，当日本首相在北京的东亚三国峰会上激情端出“鸠山版”共同体构想的时候，却在多少中国人的内心勾起了对诸如“亚洲一体论”、“大亚洲主义”及“大东亚共荣圈”等百年历史的杂乱联想。这里既有日本近代以来代代相袭的东亚战略和大陆政策的政治基因，也掺杂了包括孙文在内的不止一代中国精英分子对明治维新、自由民权运动以降，如过江之鲫般层出不穷的东洋战略家、革命志士和大陆浪人的善意而天真的误读、想像。
“脱亚论”和“亚洲一体论”
毋庸讳言，从根子上说，古代日本由于地理上“偏安”于日本海以东的海上一隅，虽然与大陆相比是后发文明，但从未被置身于天朝的册封纳贡体系之内，学习归学习，客观上却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编外”的身份及文化独立性。所以，公元607年，受圣德太子派遣使隋的小野妹子，向隋帝递交的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其实未必是“挑战”，很大程度上当是日人为谋求对等的外交地位的真诚表达。虽然惹得隋炀帝龙颜大不悦，拒绝了日人的请求，但小野在第二次使隋时，仍然递交了“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的国书。这种对自主意识的近乎偏执的表达，其实颇符合日人的文化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