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当代思想家丸山真男在《日本政治思想史》中写道：“基于日本国家体制特性的神国观念乃至民族性自恃，建国以来一直一脉相承地在国民的胸膛中回荡着。”上古时代神话传说的集大成文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充满了对天照大神等各路神祗的描绘，糅“皇统”于“神统”之中。近世思想家本居宣长在《古事记传》中将神国观演绎到了极致：“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但由神祖直接生出的，只有我日本国……世中万物皆变，惟我天皇的皇统永远不变。”可以说，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神国观，构成了日本“民族性自恃”的文化基础，乃至到江户时代，更衍生出所谓“日本型华夷秩序”观：基于中华传统“华夷之辨”思想的华夷秩序被掉了个个，日本为文化核心的“华”，中国反为受其文化辐射的化外之“夷”了。这种认知错位可以说酿成了近代以降中日两国绵绵长恨的文化由头。
《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与中日关系》一书阐释了近代以来日本人中国观的发展脉络、基本特征以及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从新的角度论证中日关系的发展。如果说，古代日本在竭力维护文化自主性的同时，还对文化大陆保持了最大程度的敬意的话，那么随着幕末时期海禁的解除，特别是日本自身也蒙受西洋列强的欺辱，被套上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的时候，近代日本的中国观则发生了“豹变”：从吉田松阴的“失之俄美，补之东亚”的“开国观”，到福泽谕吉的“与西方文明共进退”的“脱亚论”，中国与朝鲜一样，沦为雄心勃勃、积极向洋的日本精英眼中的劣等文明、“三等国”。
既然如此，日本作为亚洲的“一等国”、亚细亚文明的集大成者，就理应成为亚洲文化的引领者，亚洲的复兴自然亦须由日本来主导。于是，近代美学家冈仓天心从美的角度，论证了亚洲文化的独特价值，提出了整合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抗衡的“亚洲一体论”，但一个预设前提是日本的领导。因为在天心看来，日本是亚洲复兴的范例，是亚洲诸国的榜样。只有日本能担当领导亚洲复兴的重任，日本也应义不容辞地有所“承担”。“脱亚论”在前，“亚洲一体论”在后，二者微妙地衔接了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日俄战争时期，日本从师法列强到跻身列强的近代化的“发展”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