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说“想尽量少干”
基辛格与毛的每次会面都是短暂的，而与周恩来打交道的时间却长得多。基辛格很欣赏周恩来，他说：“周在谈话时带有孔圣人般自然的优雅和过人的智慧。即便是他的谈判对手也能感受到他真切的关心。”
而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在基辛格眼中是一个“有着忧郁眼神的勇敢小个子”。《论中国》专门有一章写邓小平，题为《打不倒的邓》。基辛格与邓小平第一次见面是1974年在纽约，当时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合国会议，基辛格设宴款待。此后福特总统访华等事件又让两人有了共事的机会。基辛格说，不同于毛的哲学家风范和周的优雅外交家形象，谈判桌上的邓“严肃而务实，言辞锋利，不愿意浪费时间在客套话上”，邓的态度是“我们见面是为了处理国家间的问题，都应有足够的成熟度来对待分歧，而不会认为是针对个人的攻击。”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基辛格在北京再见邓小平时，发现耄耋之年的邓，正在为这个国家新老领导人的有序接替做准备。1982年，基辛格这样问邓：“我不知道应该用哪个头衔称呼您？”邓则说：“我现在头上有太多帽子，我想把它们给别人，我想尽量少干。”
在基辛格看来，邓小平从不把自己当成某一领域的天才，他总是信任和支持下属去创新。基辛格说，邓说自己是经济领域的“外行”，对经济问题有过一些讲话，但都是从政治角度谈的。虽然提出过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但如何执行等细节，他说他真的不懂。
力挺中国的那些往事
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卡特总统上台执政后，基辛格便再未直接参政，但他仍以学者、民间智库思想家、政治评论员等身份，继续担当中美之间的友好使者，促进中美合作。
1989年，由于中国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宣布对中国进行“制裁”，两国关系全面倒退，高层交往戛然而止。但这年深秋，基辛格到访中国，江泽民、邓小平等中国新老两代领导人分别与之会见，赞赏他在两国关系面临困难的严峻时刻，以政治家的勇气和战略家的远见来到北京。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针对美国允许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前往访问的外交挑衅，中方举行导弹发射和军事演习等一系列反制措施，台海局势骤然紧张。这时，基辛格一方面私下对美国领导人做说服工作，另一方面在美国大报上发表《对华关系利害攸关》等文章，呼吁美国政府信守“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
此后，在“李文和核间谍案”、“白宫打算取消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等关键节点，基辛格都站出来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1年年初，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时，基辛格还主持美众多友好团体为胡锦涛访美举行盛大的欢迎午宴，这位老人说：“中国已经成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遥想当初，周恩来和基辛格就中美联合公报稿达成一致后，周恩来说：“这个公报的发表，将会震动世界。”而基辛格则在想：“如果在40年后的今天，美国和中国能够一道建设这个世界，而非震动这个世界，这将是怎样的辉煌顶峰？”
40余年荏苒而过，基辛格一直为此笃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