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立和伙伴顾不上回答，连忙跟着找鞋，可由于慌张，竟忘记了埋鞋的位置。理发员有些急了，要呵斥孩子。毛泽东对他摆了摆手，示意不要吓着孩子。他耐心地和孩子们一起寻找。
这时，田家英有事找毛泽东，来到海边。他见自己的孩子和毛泽东在一起，就告诉孩子，这就是毛主席。“他真的是毛主席?!”曾立后来回忆此事时说：“当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不可思议，画上的伟大领袖，就这样站在我身边?和我说话?”
田家英得知由于自己孩子的恶作剧，使毛泽东半天找不到鞋子，批评了曾立几句，毛泽东以他的幽默调侃说：“家英啊，你的小鬼是要我多晒一会儿太阳么，你就不要批评了嘛。”
田家英听后，也同毛泽东一起哈哈大笑。拖鞋终于找到了，毛泽东亲切地抱起曾立，这是她感到最幸福的时刻。
那时的田家英，深得毛泽东信任和称赞，在同代人中提升很快，除一直任主席秘书，还兼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在毛泽东的身边，他又是管事最多的一人，不仅掌管着毛主席的个人存款、印章和亲友的往来信件，还用10多年的心血为毛泽东建立了一个图书馆，由刚进城时的10个书架发展到上万册书籍。毛泽东写文章和诗词经常引据古籍，一般都要田家英查找和核对。
解放后毛泽东日理万机，工作时间经常不分日夜晨昏颠倒，田家英也适应着这种工作方式。在难得的闲暇中，他主要精力又用于到荣宝斋等旧店铺购买和搜集字画，往往买回来先送到毛泽东那里，两人共同欣赏切磋。虽然有29岁的年龄差距，在如同父辈的毛泽东眼中，田家英是与他有着最多共同业余爱好的人。
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深受清廉作风的熏陶，在50年代初夫妻二人还只有一块手表，有一点钱除育儿外便用于买书。熟悉的人说，他的文风也酷似毛泽东。毛泽东发言从不愿找人起草稿子，在党的“八大”前却破例让田家英代写了2,000多字的开幕词，大会上宣读时竟34次被掌声打断。毛泽东却带着欣赏的口吻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叫田家英。”在组织编辑《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诗词》时，田家英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逐字逐句推敲核对并征询毛泽东本人的意见。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其中也凝聚着田家英的一份贡献。
田家英因在文史方面有深刻的造诣，尽管连中学都未读完，却担任了《红旗》杂志常务编辑、中共党史编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可以说，他是自学成才的典范。
在“大跃进”之前，作为秘书的田家英与主席在工作上也亲密无间。1959年田家英到成都郊区蹲点后，开始发现过“左”的错误并试图纠正，同年夏在庐山会议上赞同彭德怀的观点。他被人揭发批判后，毛泽东认为属于认识问题还是加以保护。1961年田家英到浙江调查后，在毛泽东支持下起草了著名的农业《六十条》，纠正了此前的许多错误政策，不过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分歧未能弥合。
田家英对毛泽东一直由衷敬爱，却始终坚持“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原则，抵制“大跃进”的错误。1959年春田家英到成都郊区的大丰镇时，在“浮夸风”之下竟有干部说大话称“亩产3万斤”。田家英走家串户认真调查后，鼓励干部讲老实话，顶住造假的压力，并要求不能按吹牛的指标征购，要保证老百姓的口粮。朴实的农民把他称为“田青天”。他满腔忧郁地走上了庐山，直言了对上一年北戴河会议决定的大办“人民公社”持基本否定的意见。
1961年初田家英受毛泽东委派去了浙江农村，在那里他看到了全面的饥荒，看到了骨瘦如柴的儿童和老人，看到普遍的浮肿……在各界人士参加的会上，他开口便以中央工作人员的身份道歉说：“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使大家挨饿了，对不起各位父老。共产党员看到这种情况，是很痛心的……”讲到此，他竟泣不成声。有人劝他不要说违反原有政策的话，他却满腔激愤地强调，只能按毛泽东所说的，“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不能囿于现行政策和领导人说过的话，对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要敢于推翻!”
尽管庐山会议的余悸还在，田家英仍冒着风险上书要求取消北戴河会议后大办的公共食堂。毛泽东作为一个伟人，冷静下来之后还是接受了这一意见，并同意田家英起草一个人民公社的《六十条》，这一文件对扭转农村形势起了重大的作用。不过，随后田家英赞同的“包产到户”则没有被接受，这也是时代和历史造成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