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刊行的《公车上书记》
为纪念戊戌变法115周年，新浪历史特邀请五位历史学家，共话戊戌变法的成败得失，还原115年前那场变法前后的权力角逐、理念碰撞。用那个时代、那些人的故事，来指引我们对百年来中国政治变革的反思。以下为学者马勇接受新浪历史采访的采访稿。
改革之始：“家天下”观念使光绪帝焦灼做判断
新浪历史：新浪的网友大家好！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宣布政变为止被迫结束。1898年到2013年，115年过去了，我们能从这逝去的改革中借鉴到什么了？今日，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导师马勇教授为大家详细解读“戊戌变法”。马老师您好，首先您带我们回忆一下戊戌变法之前的历史背景，为什么要在那样的时候进行改革？
马勇：戊戌变法是1898年6月11号开始，实际上往前推，要推比较远的背景，就应该是30年的洋务运动。1860年中国经过两次鸦片战争，都被打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就开始缓慢地要向西方学习，就是我们讲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走了30年，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并没有发生一个颠覆性的变化，特别发展到1880年代，中国觉得我们这条道路非常好，旧的东西没改变，新的东西加进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1860年一直走到1894年，这个脉络都非常好，这也是戊戌变法的前因，到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34年的持续性的增长，没有回调过经济增长，到了1890年代中国的经济已经恢复到两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最好的时候，也就是到了康熙乾隆年间的状态。就在1894年，一场小小的冲突，一个庞大的帝国，一个中兴的帝国，打不过一个岛国，就是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打败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开始反省，究竟什么原因，使我们没有能够经得起这么一场考验。
反思的结果就是我们在这30年当中，只注意到经济的增长，而没有注意到经济增长背后的制度的原因、文化的原因，没有注意到这个。这样的话，1895年之后，中国实际上就开始了一场维新运动，我们讲的戊戌维新是比较长的时段，从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这是一个原因，就是戊戌变法的原因。近的原因是什么？本来这个事情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在缓慢地学习东方，从原来学习西方、学习欧美，开始学习日本、学习东方。这种比较缓慢去学，中国已经很好了。当时中国目标发展到1896、1897年，朝野都觉得我们完全可以在20年时间赶上日本的明治维新，建立一个新的和中国经济相匹配的政治架构，这都没问题。
恰恰在这个时候，1897年底发生了一场德国人要求占领胶州湾，德国要胶州湾，作为它的港口，这件事情直接就刺激了中国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认为这件事情是中国民族的国家耻辱，这是1897年的11月1号，万圣节发生的事情。等到1898年整个春天，北京学生的闹事，要求朝廷政治改革，都在1898年。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戊戌变法近的原因，一远一近导致了1898年6月11号，光绪皇帝宣布维新变法。从远因和近因上讲，就是这两次。
新浪历史：在戊戌变法期间，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诏书和谕令，包括政治上，经济上、文化教育上，您是怎样看待这些新政呢？
马勇：这一百天时间，光绪皇帝用一种很焦急的心态对待政治的判断。因为光绪皇帝1898年，是28岁，他就亲政十年了，实际上他没有主持政务，1888年亲政，1898年整整十年，他并没有掌握中国的权力，1898年政治改革发生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本来在1898年春天学生要求怎么政治改革的时候，朝廷都不同意，因为这个时候有恭亲王在，恭亲王从1860年开始，和慈禧太后一起主导中国的改革稳步往前走，恭亲王并不认为当时大清国的政治体制一定要有一个根本颠覆。因此等到1898年春天，一波年轻的知识分子认为胶州湾被德国人要去，广州湾被法国人要去，大连旅顺被俄国人要去，被租借99年，学生认为这是一种丧权辱国，是一种民族危机、国家危亡。像梁启超、谭嗣同等都认为这是中国将亡的征兆，他们在湖南做亡国之徒，就是中国灭亡之后怎么办，建立湖南的中国复兴基地。
但是恭亲王作为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在他的概念当中，认为这都是瞎扯，他认为这是商业的原则、是贸易的原则，因此清政府并没有因为学生要求不能租，清政府就停止了说不租，事实上没有这样做。清政府仍然是一如既往把胶州湾签给德国99年，从1898年开始算起99年再回交给中国。德国人当时准备每年给中国政府租金，租你这个地方给租金，但是中国政府最后就坦然说不要这个租金。因为这99年当中，德国人有责任和义务向它的租借地里投资管理，及第100年的时候，统统移交回来。这个事情我们改革开放之后才理解，白天鹅宾馆就是这样。在这样状态下，清政府仍然把这些租借给外国人，按照条约都租借了，现在这些条约都能看到，《现代条约集》里都有。
这种状况，本来这件事情可以控制住，就没问题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人的命没办法，就在1898年的5月30号，恭亲王去世了。恭亲王去世了，一下子清廷里就缺少了像恭亲王这样有力量的，能够对年轻的小皇帝有所约束力的，不要这么做或者怎么着的，没有这个力量了。在这种状况下，仅仅13天的时间，从1898年5月30号恭亲王去世，13天之后，1898年6月11号，光绪皇帝就发布了诏书变法，要开始变。光绪皇帝的焦灼的意识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在这一百天，过去的历史文献里讲，新政诏书连篇累牍，像雪花一样飘过来，大家根本都应付不了。两广总督谭忠麟、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这三个老臣都是资历最老的，都是慈禧太后留下来的老臣，他们一门心思都在为大清国奉献，根本来不及处理新政诏书，新政诏书太多了。主要就是因为光绪皇帝觉得我们落后，我们应该抓紧把这个事情做出来。在这里光绪皇帝的想法和做法都没错误，因为是家天下，光绪皇帝想我才28岁，我的祖上乾隆爷，康熙爷都是80多岁，未来的这60年、50年，我当然可以把我们大清国带到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从“家天下”的背景下，觉得光绪皇帝的这种想法是应有之意。
这一百天当中，光绪皇帝下达的诏书，确确实实是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个领域，这些领域都在做大的改动。当然我们看，因为时间太短，他并没有把这些政策都转化到一种政治的事件层面，它后来都是作为一种思想资源。1898年的改革，后来我们很多历史教科书讲，最后除了大学堂之外，其他都废了。这句话不对的，它作为政策，作为思想资源，到了1901年新政之后，继续实行，这其实就是变个花样，1898年的改革措施到了1901年的新政，慢慢都是进入到落实状态了，这样来看，1898年改革当中的政策的颁布，还是有路的，只是后来发生政治转折，使这个东西没办法执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