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来源之一：
对施存统的监视与侦控
日本警视厅所搜集到中共一大情报的可能来源之一是对旅日中国留学生施存统在日本的监视与侦控。
1920年6月，施存统经戴季陶介绍和推荐，来到日本读书，住在戴季陶的日本朋友宫崎滔天的家里，而宫崎滔天的长子宫崎龙介，是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曾经是东京帝国大学新人会的发起人之一。施存统刚到日本时与无政府主义分子有过接触，使得日本警察的监视网开始对施存统进行侦查。
经过一段时间对施存统行动、住宅、通讯等方面的监视，日本负责担任中日之间“防范无政府共产主义”的警视厅外事科发现，施存统就是“极端地排斥儒教否认忠孝的《非孝》的作者”，“出入宫崎滔天家，并购阅支那报纸杂志”的人。
随即日本警视厅加大了对施存统的监视与侦控。
一段时间以后，1921年4月23日，日本警视厅的报告称：“施存统已经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是一边与陈独秀、李达等上海共产党互相联络，一边与正在筹备成立日本共产党的堺利彦、高津正道等日本社会主义者接触”，成为日本警视厅要“注意的支那人”。从现存的资料来分析，日本警视厅是通过对施存统发往国内信件的非法检查而发现端倪的。
报告进而称：“施存统有同上海该主义者鹤某(即李达)与我国(指日本)社会主义者共谋近期于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商议该主义之宣传方法之疑。”而李达寄往日本的信件及日本社会主义者准备发行的秘密刊物，都是由施存统接收、转交、传递，这时的施存统已经充当了“沟通中日两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桥梁”的角色。
但众所周知，出席一大会议的旅日代表是周佛海，而不是施存统，他们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