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汪这次合作，和日本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受到国人唾骂。汪精卫挨的骂更多。他的朋友替他鸣不平，劝他说：你何必替蒋介石“背黑锅”？汪精卫倒不后悔“背黑锅”的事，说：“我既已跳下茅坑，就臭到底吧。”表现得相当顽固。这个臭茅坑，是蒋汪合作建造的。主谋者蒋介石，前台主演者汪精卫。
上海事件的处理开了一个头，做出一个样子。这就叫“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这就叫“不失领土，不丧主权”。以后对付日军的新侵略活动，沿着这条道走。
日本在上海停战，回过头经营伪满洲国，一方面进攻东北的抗日军队，以巩固其殖民统治；一方面扩大伪满洲国的范围至热河。南京政府对北方防务没采取有力措施。上海停战后，蒋介石立即把兵力集中到南方，6月7日，蒋介石离南京赴汉口“督剿”红军，15日，在庐山召开鄂、豫、皖、赣、湘五省“清剿”会议，蒋介石亲兼鄂豫皖三省总司令，在“攘外必先安内”口号下，调五十万大军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就在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过程中，1933年元旦，日军炮击榆关，随即攻占。2月25日，日军开始进攻热河。3月3日，热河省汤玉麟弃城南逃。4日，日军唾手而得承德。之后，日军继续发动对长城各口的攻击，下一个目标是华北腹地。
丧师失地，全国有目共睹，无法掩盖，责任归谁？蒋介石从南方“剿共”前线到石家庄，3月9日，蒋介石与张学良晤于保定，要张学良承担榆关、热河失守责任，引咎辞职，以平民愤。张学良早在两天前已向南京政府电请辞职，蒋介石顺水推舟，在专车上与张学良商谈时说：
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
蒋介石安排张学良辞职后出洋治病。张学良本以为蒋介石此次北来会要他反攻热河，收复失地的；不料蒋介石只把失地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了事。张学良抱头痛哭，对随从人说：“蒋先生对日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郛(亲日派)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日外交”，“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张学良下野，北方战事仍以东北军、西北军为主对付。中央军精锐主力继续留在南方打红军，只有十七军的两个师调到长城一线。阎锡山拨一部分军队归北平军分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一职，自1932年8月起，由蒋介石兼，也就是说，蒋介石不但在中央总掌军事，而且对北方军事负直接责任。但他把工作重心放在南方“剿共”，故由张学良以北平军分会副委员长的身份代行委员长的职权，接受蒋介石在南方的遥控。张学良下野后，由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之职，这样，华北、平津以及东北军落入蒋系之手。
事情很明显，蒋介石此次北上不是组织军队从日本手里收复失地；而是解决失地责任和华北控制权。这之后，他把华北军事交给何应钦指挥，在保定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由何应钦代蒋主持，坐镇华北。然后南返，与汪精卫策划对日“交涉”权力诸事，以解除对他南方“安内”军事的干扰。
汪精卫由于诸多原因，在上海停战后，于1932年8月6日辞职，把行政院交给了宋子文。蒋介石不同意汪精卫辞职，只给三个月假期。10月21日，汪精卫以养病为名去了德国。热河吃紧时，蒋介石不断电催汪精卫回国。汪精卫不带兵，不负责军事，要他回国当然不是为了“抵抗”，他的“长”处是“交涉”，在蒋汪合作的政府里的分工是对日谋和。对此，汪精卫有强烈的使命感，接到蒋介石的催归电，很及时地于1933年1月11日自德国杜平根启程回国，中途曾转道日内瓦，在国联发表一份声明书，谓中日争端并非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中国无力对日宣战，但日本取作战方式时，中国将竭力御侮；日本南侵，中国将采取陈述国联与抵抗侵略同时并进政策。随后取道法国，于3月14日抵达香港，17日到上海。
汪派骨干陈公博是最知道蒋汪合作及汪精卫使命内幕的人。他一针见血地说：
汪先生这次归来，很使我担心，他主持了一个《淞沪协定》，已给人家批评不少，这次回来，准又再订一个什么的协定。因为汪先生虽然离国几个月，行政院长还是虚悬，他虽然三番五次推荐宋子文，蒋先生只是不答应。我又怎样能够帮助汪先生呢？只能听其自然吧。蒋先生之虚位以待汪先生，我看得非常明白，也许因为汪蒋合作的关系，也许蒋先生要对日缓和，不愿意自己嫡系人物首当其冲。
汪精卫虽然回国，但表示他只在中央党部负责，提请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任宋子文为行政院长。宋子文一直代理汪精卫行政院长职务，汪回上海当天，他发表声明：“汪院长为吾党先河，群伦领袖，值兹河山破碎，大敌当前，非汪主持大计不足以挽此危局”，“子文当于十七日停止代理院务，追随汪院长，尽其职责。”蒋介石从保定电请汪复任行政院长。3月26日，蒋汪在南京会晤，商定：对日外交汪精卫有最后决定权。有汪精卫主持南京行政，主要是对日交涉，蒋介石于4月2日又去了江西，继续指挥反共战争。
汪精卫回国后，先装腔作势、夸夸其谈地发表一通他对前段战争的看法，指责张学良不得力，说“榆关以一日而失，热河以七日而陷，实不成话。今后再不抵抗必影响外交。”‘须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今日以后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
这时，长城各口中日双方争夺战正在进行。这一战从3月初至5月下旬，日军进攻长城线，直打到北平附近。中国军队节节抵抗，共投入三十余兵力，主要是地方军；中央军不及十分之一。日军十五万余，伪军十万。中国主力仍在南方，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不指望以抗战求胜利，而抱定以抵抗求妥协的方针。
为了和日本“交涉”便利，决定成立北方政务委员会，属行政院，驻北平，和何应钦领导的北平军分会共掌华北全局，分掌政务和军事。关于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人选，汪精卫先有一个方案，但蒋介石主张用黄郛，中政会里有几个人反对，汪精卫做说服工作，最后，5月3目的中政会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决定由黄郛担任。黄郛是政学系头目，与日本素有来往，把他推到前面，对日“交涉”顺手，汪精卫又多了一个膀臂，有利无害。
黄郛受命之后，就在上海与日本方面代表密谈停战问题。但对记者谈话不承认对日妥协，声明“本人当本中央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旨应付华北危局”。5月17日，黄郛到北平，立即与何应钦等开会，传达中央先办理停战的意图。然后根据日方要求，派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谋、步兵上校徐燕谋作为军使，去密云向关东军求和。日本提出停战条件，黄郛、何应钦决定接受，于5月31日，双方日本关东军代表、关东军参谋副长、陆军少将冈村宁次等，和中国北平军分会代表、北平军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等，签订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这又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它所规定的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撤退线，实际上默认了日军对长城以北中国领土东三省、热河的占领，并以冀东为“非武装区”，使华北门户洞开。
汪精卫为这个罪恶的协定辩护，否认丧失主权，否认对日妥协。全国舆论强烈抨击蒋介石和汪精卫。《国闻周报》发表《停战与华北前途》一文，指出：如果要说那些以大刀、石头及血肉之躯英勇与日寇拼死的抗日官兵值得后入永世颂扬的话，那么南京政府，尤其是蒋汪二人，实是出卖中国领土主权、出卖流血牺牲的爱国官兵、出卖爱国民众的“千古罪人”。何应钦、黄郛的背后是蒋介石和汪精卫，骂他俩是千古罪人没有错。特别是蒋介石，不只何、黄听命于他，汪精卫也必须以他的意见为上。政务委员长的人选就是一个例子。汪精卫为《塘沽协定》辩解，但不否认自己承担责任，不能不认账，只是说：“谁叫我当行政院长呢！”
《塘沽协定》之后，与伪满洲国通车、设关、通邮，满足日本的要求，均由汪精卫、黄郛等办理。同样，以不同形式与蒋商量，有的曾先去江西听蒋介石的意见之后，再实际操做。这固然反映蒋介石、汪精卫在南京政权中的地位和权力不对等；更重要的还在于政府的工作以“剿围”红军为中心，政策的侧重点在内不在外。对日方针服从于“安内”的需要，给集中政府的力量于“剿共”创造一种环境。抵抗是为了“交涉”方便，通过“抵抗”和“交涉”争取停战，屈辱丧权，在所不惜。蒋介石直接主持“剿共”军事，汪精卫负责行政、对日工作，与之配合，因此，决策时，不能不围着蒋介石的意图转。
就这样，左一个协定，右一个协定地出卖主权。到1935年，日本侵略者进一步向华北扩张，制造华北事变时，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又于同年6月27日同日本订立《秦土协定》，7月6日同日本达成《何梅协定》，使冀察两省主权大部丧失。随之而来的是蒋介石、汪精卫臭名远扬。人们自然形成的认识，所谓蒋汪合作的政府，实际上蒋介石是主宰者、实权派，所以认为汪精卫是替蒋介石“背黑锅”。也可能是“人各有志”吧，汪精卫甘心情愿“背黑锅”，和蒋介石一起“跳茅坑”，“臭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