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汪精卫投日是替蒋介石背黑锅？

　　汪精卫说他在对日外交上与蒋介石无分歧，这是实话。但他在反蒋时对党务、内政提出过主张。有些早就放弃了。如：关于党的法统，宁汉合流过程中和“护党救国”运动时，是汪精卫的一张王牌，扩大会议时扔了，不必要求他此次上台再去强调。扩大会议、非常会议期间，他反对蒋介石独裁，大喊大叫要民主政治，在他进了政府之后，似乎应当有所行动，但却被他忘得无影无踪。远的不说，宁粤和平会议上，粤方代表提出的《中央政制改革案》中有一条：使政治民主化，其中措施之一，是每年或两年由国民政府召集一次国民代表会议，国民代表会议得选举立法、监察委员之半数。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本其精神，规定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各半数由法定人民团体选举产生。尽管它并非真正的人民民主，如其实施也算汪精卫没忘记他在野时的那些民主诺言，可是蒋汪联合政府并不曾实地去做，而且，没有多久，即1932年年底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的时候，干脆把这些规定删掉了。难怪邓演达说汪精卫除了反蒋拥蒋之外另无主张。原来那些吸引人的主张、漂亮的口号，都是些装饰物。

　　汪精卫这次与蒋介石合作得到了高官、地位和权力；但丧失的比得到的要多得多。这第一步就丢了政治人格，随之而来的还要丢朋友。有的人原先对汪精卫很崇拜，把他看作可以信赖的政治领袖，几次跟着他反蒋。当看到汪精卫进京同蒋介石合作所做所为，便认识到，汪精卫反对专制独裁高唱政治民主，都是假的。他们骂汪精卫是软骨头、伪君子。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先任第四军军长、后任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张发奎，在“七·一五”以后，没少为汪精卫卖力气，打了不少仗，损兵折将，在所不惜，是汪精卫的忠实追随者。汪精卫自上海和会期间住进医院，一直不出来，张发奎去见他，陈璧君介绍他的病情时，说得很严重。两天后，有人告诉张发奎，汪精卫去了杭州，他无论如何不相信。当天晚报出版，报道了蒋介石从奉化、汪精卫从上海到杭州会晤的消息，张发奎如梦方醒，大呼受骗上当。蒋汪合作当年，张发奎去了德国。抗战胜利后，张发奎主持华南战区受降工作，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汪精卫投降日本在南京建立伪政权后，陈璧君插手广东，任伪政权“广东政治指导员”，作为“中央”代表，坐镇广东。她不仅经营权力，而且搜刮大批钱财。张发奎接收广州时，对汉奸陈璧君的家进行搜捕，丝毫不客气。由此可见汪精卫在张发奎心目中的位置。汪精卫的追随者固然因受其愚弄而愤慨；其他反蒋人士对汪精卫的出尔反尔，投机善变也非常厌恶。公开骂汪精卫的不止邓演达。

　　日本打进中国，占领了东三省，并向南进犯。1932年3月在东北制造一个傀儡组织，名曰“满洲国”。这个时间，恰在蒋汪联袂入京，以国民党中央常委、中政会常委身份议决国事之后，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间。全国人民无不认为，政府应组织抗日。蒋介石却说“攘外必先安内”。汪精卫则说，对日本“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蒋介石的方针包含对内对外，汪精卫说的是对日政策，是保证实现“先安内后攘外”方针的补充办法，是专门解决国民政府集中军事力量“安内”期间，对待日本侵略问题的政策。两者精神相通，归宿是一个。

　　“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的一贯主张，但不是蒋介石的发明，早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利用。如：宋高宗赵构面对金的威胁和连绵的农民起义，认为“腹心之患深可忧，不先去之，无以立国。内寇不除，何以攘外”，宁可对金称臣，而从前线召回岳飞镇压农民军。清朝晚期，既遭遇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又受到国内此伏彼起的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打击，慈禧把仇恨和进攻的目标集中在人民身上，以致发展到“借师助剿”、“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地步。蒋介石称道说：“古人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乃至当不移颠扑不破的真理”，是“立国的一个信条。”他以明朝亡于农民战争的教训训导部下，1932年6月，在庐山“五省剿匪会议”上说：“现在我们的国情，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样，所以我们要以明朝为前车之鉴。只要把国内的匪剿清，使全国团结一致，无论倭寇怎样侵略，我们也能稳固自强。否则只好重演一次明朝亡国的故事”。

　　一般的、笼统地评说“攘外必先安内”，很难辨别是非曲直，必须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及其具体内容论短长。1931年夏天，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接连制造挑畔事件，关东军磨刀霍霍，诸多迹象预示着一场罪恶的战争就要发生了。国人瞪大了眼睛注视着东北。蒋介石的枪口则对着南方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州的非常会议。7月23日，他在指挥“剿共”的驻地南昌发表文告说：“惟攘外应先安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他告诉身负东北边防责任的张学良：中央现时以平定内乱为“第一”；“非对日作战之时”，遇日人挑衅，我们取“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在沈阳开炮了，沈阳被侵占，辽宁省沦陷；接着日军向北进发……11月30日，蒋介石发表演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为什么这样做呢？据蒋介石讲过的话、做过的事看，他对敌我的认识与众不同。由于日本侵华，中华民族危急，国人都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大敌，而蒋介石却说“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赤匪是心腹之患”，不治会糜烂不可收拾；“倭寇是皮肤小病”实不足虑。为了让人了解他的意思，竟不惜把话说得过格，如：1931年8月22日在南昌讲话时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基于这种认识。不仅在事变前的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以数十万大军对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而且事变后仍继续，又发动第四次、第五次“围剿”。

　　“九·一八”事起，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进行武装抗日，南方红军北上，南京政府不仅不给予方便，反而视为非分之举，对北上红军围追堵截，强令政府军队去“围剿”红军。但当时，不论地方军、中央军都要求北上抗日，不愿与同胞自相残杀，甚至“对剿赤毫无斗志”，蒋介石斥责他们“南辕北辙，本末倒置”，警告说：“如再贪生怕死，奢言抗日者，立斩无赦。”结果是什么呢？最直接的是不能集中力量于抗日，并在自相残杀中消耗本国的实力。蒋介石从南京政府的角度，承认这种现实，说：“我们国家在这几年以来，因为有这种大患，一切建设工作都受了牵制，我们实在没有余暇可以培养国力，充实国防。”若从拿真枪真刀的“剿共”军事来说，南京政府的精锐部队在“剿共”前线的死伤、共产党领导红军在被“围剿”中的损失，又何尝不是中国抗日力量的削弱、中华民族精华的令人痛心的牺牲呢？国共两党都是炎黄子孙，只要有爱国心，最终总会走到一起。打，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事实上，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是谈成的，是通过政治方式解决的。打，反而使日本坐收渔利。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正是利用了南京政府集中军队“剿共”，东北军入关先参加中原大战后打石友三，东北边防空虚的时机；事变后又钻了南京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空子，从而把魔爪伸向淞沪地区。

　　服从于“先安内”方针，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什么方针？“九·一八”事变初是“不抵抗”，但国人皆曰可诛，招来内部更大的不稳，以致“蒋主席”不得不第二次下野；在国际上观瞻亦欠佳。蒋汪合作后，改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