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10月，孙中山（左二）在香港西医书院同杨鹤龄（左一）、陈少白（左三）、关心焉（左四）和尤列（后立者）合影。
大论战时革命派主要阵地之《民报》
陈少白故居中的粥锅曾助陈少白躲过一劫。
辛亥百年，两个曾分庭对抗的新会人再次被摆到历史的天平上——— 改良主义者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派陈少白，民族危亡之际他们虽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却殊途同归。
陈少白小典故：粥锅亭
海幢寺还是陈少白的“救命寺”，他来往香港、广州进行革命活动时，有一次在广州河南(今海珠区)路上被侦捕者发觉，即急避入海幢寺(因平时与该寺和尚相熟识)，躲入厨房内，蹲入大粥锅中，请和尚盖上锅盖，假作烧火煮粥模样。侦者入寺遍搜不获，因得脱险。辛亥革命后，他征得海幢寺住持同意，将当时逃难的大粥锅运回外海乡中，特地建了一个亭子，把锅放在其中，称之“粥锅亭”以留纪念。
激进与稳健：殊途同归
百年前的那次大变革，产生了三种可能影响中国走向的力量：孙中山和陈少白所代表的革命派；第二种力量是比较保守、甚至有点反动的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派，后来发展为北洋军阀；第三种力量便是长期被忽略的，以国内的张謇、国外的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这三派都起源于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亡的刺激，最初都是改良派。只是后来孙中山选择了激进，而梁启超选择的是稳健，虽然他们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或组织军队，或革命，或倡导改革与实业救国，但最终殊途同归，走到了一条道上。
命中注定：路不同，迟相遇
新会会城茶坑村，四岁便开始学习中国古代典籍的梁启超被冠以“神童”之称，他一直在祖父的训导下进行着传统的儒家经典教育，有时他爬上村后的凤山，便可眺望到发生宋元崖门海战的那片银洲湖水域。他十二岁考中秀才，十七岁考中举人，可谓少年得志，进京金榜题名在望。
新会外海南华里，比梁启超大3岁半的陈少白，7岁才入塾跟随基督教徒的四叔父陈梦南学习。除了当时必学的四书五经之外，他还从陈梦南那里学习了自然科学常识，并接触到《独立宣言》、《大英宪章》等西方政治文本和理念，这是国内同时代的孩子所无法想象的。在晚清科举时代，同在新会的两个读书人应该早就相识，但是陈少白没走科举道路，他去了广州就读美国教会开办的格致书院，注定了两人不可能过早相遇。就在梁启超考中举人的这一年，陈少白已经与正在香港雅丽氏医院就读的孙中山相识。
隔年的1890年，陈少白入读香港西医书院，与孙中山拜盟为兄弟，继而因倡言革命，被清廷称为“四大寇”，正如去年上演的影片《十月围城》中一样，陈少白为了革命，为了保护孙中山，不惜一切代价。同年，梁启超则师从康有为，求学于万木草堂，接受维新变法思想。
1895年春天，康梁师徒二人相携来到北京参加会试，途经上海，住在洋泾浜安全客栈，刚好陈少白有事前来上海，也住在同一间客栈。当陈少白知道隔壁房间住的是康有为时，便主动过来拜访，此时的梁启超才经康有为介绍，与陈少白认识。
两人一见如故，一谈便是几个小时。梁启超从陈少白的口中了解到孙中山的一些情况，实际上，当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办农学会，有意邀请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加入，由于康有为不同意，只得作罢。此后的第二次见面已经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逃亡日本，再次碰上革命派，这一次，陈少白给了梁启超一个耳光。
“善变”梁启超：挨了耳光也没放心上
孙中山为了实现推翻满清的夙愿，发动了多次起义，失败后辗转到了日本，陈少白也一同前往。不久之后，戊戌变法失败的康有为、梁启超也到了日本。孙中山的革命共和思想比康梁的维新思想更具说服力和可行性，因此在日本华人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导致康有为为代表的保皇派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于是康有为放下架子，派梁启超拉拢孙中山协商合作。据载，孙中山和陈少白按约赶到，但协商失败，梁启超当场要求孙中山放弃原来主张加入他们的勤王运动，并且搞突然袭击，摆出香案祭出所谓光绪的衣带诏要孙中山等人叩拜。孙中山当然拒绝，梁恼羞成怒，指使手下不让他们走。一旁的陈少白大怒，抓住梁启超的衣领轮起左臂就是一记耳光，打得梁启超差点摔倒。他还没缓过劲来，陈少白又一脚踢翻香案扯碎衣带，骂道：“我乃堂堂炎黄子孙，岂做奴才拜此小丑，尔辈甘为满洲奴者，可鄙！”梁启超和他的人一见这阵势，再不敢阻拦。
如是记载难以考究，但可以追溯的是，就算打了梁启超他也没太放在心上，因为不久之后他就背着康有为，和孙中山共商组党之事。1899年春，康有为离开日本，梁启超有了与孙中山频繁接触的机会，梁启超基本认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1900年8月，梁启超经香港时，派张煜全去见陈少白，联系商谈两党合作事宜。陈少白随后到香港酒店与梁会见，商谈结果比较满意，梁要当时也在香港的徐勤与陈少白共同起草两党合作的章程。因梁离港后，徐勤倾向康的主张，对梁的意见阳奉阴违，使合作之事，又未实现。
康梁之间，亦师亦友，有分有合，康有为抱定宗旨以不变应万变，梁启超则以多变善变应不变；梁启超不固执己见、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服从真理，“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对照陈少白之于孙中山，则忠心耿耿追随，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被尊为“国父”，因此民间亦尊称陈少白为“国叔”。后来陈少白弃政从商，晚一些时候到北京国民政府中任职却不要官衔、甚至回乡当乡长，这些都可以看得出，陈少白并不贪恋权贵。这样的一种追随，只能理解为理想在驱使。
“道不同不相为谋”，其后的时间里，梁启超与陈少白之间更多的是在报纸上论战，成为舆论界的骄子。
陈梁论战：五邑华侨积极投入办报
说起办报，梁启超似乎经验更足，1895年起，梁启超先后在北京编辑《中外纪闻》，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宣传维新变法，并对报纸政论文体进行改革，因此名噪一时。
事实证明，陈少白后来居上。1899年底，他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日报》，自任社长、总编辑和发行人。“革命可以暂时无兵，但不可一时无报。”1900年1月25日，《中国日报》正式出版，陈少白亲笔撰写了《发刊词》，说明该报的宗旨是力倡“救国保民”“复兴中国”。
1901年1月，谢瓒泰、李纪堂、洪全福在广州发动以会党为主要力量的“大明顺天国”反清起义。起义失败后，保皇派把持的《岭海报》发文，指斥反清起义是扰乱社会治安、大逆不道。陈少白领导《中国日报》等革命报刊，旗帜鲜明地与《岭海报》展开笔战，对保皇派的诬蔑攻击痛加鞑伐。许多革命志士也纷纷投稿《中国日报》，大力声援。保皇派言论终于为人们唾弃，《岭海报》发行量大跌，只好偃旗息鼓，举手投降。这是革命派与保皇派在舆论上的第一次交锋。
1902年2月至7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把清朝的腐败昏庸归结为人民的愚昧。同年9月，康有为也在《新民丛报》、《商报》等保皇派报纸发表《辩革命书》等文章，攻击革命派，指革命派“一谈革命，就开口攻击清朝，是一件不可解的事。清朝在中国已有两百多年，现在无端引用法国人、美国人的理论在国内搞内讧，对中国来说是一种祸患。”孙中山写了《驳保皇报书》、《敬告同乡书》等文章，在《中国日报》发表，对保皇派“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言论进行驳斥，指出“保皇便是保皇，革命便是革命，不容混淆”。陈少白也在《中国日报》上发表了一批“时评”和“社论”，与孙中山的文章相呼应，对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立宪、反对民主革命的言论给以回击，指出革命者“志在倒满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两者背道而驰，痛斥“保皇党”空言爱国。这是革命派与保皇派的第二场笔战，陈少白以笔阵千军横扫保皇派论调，使以武装革命推翻清廷的理念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前后，五邑华侨的办报积极性极高，据不完全统计，在1898年到1922年，华侨创办(或参与创办)的报刊有26种之多，其中大多数热情宣传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与主张，抨击保皇派的政治主张，为推动革命迅速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报业的奠基者之一，他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以及他撰写的很多文章，除了宣传其保皇维新的政治主张之外，还在“新民”口号下对国民进行启蒙教育与宣传，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历史贡献也得到了肯定，被认为是“以政治家身分从事报刊活动的第一人”。
远离政治：实业救国，抑或专注学术
两个新会人，在辛亥革命后开始在政治上走向衰落，陈少白是急流勇退，梁启超更多的是无奈。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之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同年11月，段祺瑞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直至1927年离开。
梁启超专注于学问，陈少白则转向发展实业。
辛亥革命胜利后，陈少白认为自己推翻满清、恢复中华的理想已经实现，无意恋栈高官厚禄，急流勇退，先后辞去广东军政府外交司长、总统府参议、中华国民银行监督等一切官职，投身兴办交通、保险等实业。在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后，花甲之年的陈少白毅然回到家乡外海，担任乡事委员会主席(乡长)，在外海办学校、开马路、建市场，修筑外海至江门的公路，建设茶庵公园等，为乡民办了不少实事，造福桑梓，实践孙中山的“实业救国”、“乡村自治”思想，从理论家转变为实践家。
梁启超曾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陈少白坚决追随孙中山走革命的道路，这种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在近代中国是十分缺乏的精神，陈少白以一个国民革命元勋的背景后来居然能做回一个乡长，思想境界总是让人的心灵感到很震撼，能够在不平静的时局中以一种非常平静的心态、脚踏实地的精神，能上能下，不恋权贵，从小事一个点做起来拯救这样大的一个中国，足以称之为中国真正的脊梁。
陈少白定下的“不做官，要做实事”的家训深深影响了家族几代人。陈少白在江门的孙女潘庆超说，陈少白五个儿女没有一个在国民党内做官，大多选择了从医，现如今基本上都在国外。而梁启超的后代，个个成绩斐然。他有9个子女，其中3人是院士，被誉为“一门三院士”。可以说，两人都成功完成了思想的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