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
崇祯名朱由检，生于1610年的正月，系太子朱常洛（即后来的明光宗）之子。崇祯五岁即丧母，虽然贵为太子之子，但当时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并不稳定，长年蒙在万历欲废其太子位而立郑贵妃之子的阴影中；再加上万历是一个淡漠于亲情的人（事实上历代帝王因为子孙众多，往往亲情平淡如水），因而崇祯几乎从小就没享受过平民家庭那种天伦之乐。万历既不喜欢崇祯的父亲，当然也就更不喜欢木讷内向的崇祯。后来，他的生父历尽坎坷而位尊九五，却在即位的当年就因纵欲过度病死。皇位传给了崇祯的哥哥朱由校。这个年轻的皇帝对治理天下基本没有兴趣，把大权一股脑儿地交给了太监魏忠贤。在这个皇帝眼里，连大明的江山也可以如此漠不关心，何况是崇祯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因此，崇祯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完全没有享受到原本再平常不过的父母之爱、兄弟之情，反倒是目睹和亲历了红丸案和移宫案等骇人听闻的政治阴谋。
崇祯少年时所经历的这些政治阴谋和他长年与世隔绝而又亲情寡淡的深宫生活无疑是一条条噬心的小蛇，它们撕咬着崇祯，并使崇祯在这种命运的无常与超乎寻常的冷漠中，渐渐养成了他一生典型的人格分裂式的双重性格：一方面，他身为位尊爵重的亲王，当然可以呼奴唤仆，形成了他性格中严急而刻薄，既对手下人薄情寡义而又自以为是的一面；另一方面，自幼的孤独寂寞和难以主宰自己命运的无奈又使他敏感、多疑，从而因内心深处的过分软弱和自恋造成极度的自尊，一意孤行而完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后来，他在重大关头常常首鼠两端，既怨天尤人又怀疑自我，最后则是毫无主见地把一切交给命运安排。这种性格对普通人来说也是灾难性的，何况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王呢？
崇祯和他的祖父万历一样，生性吝啬。他小时候用仿影的方式练字，如果纸张较大而范本的字较小的话，他一定会先将纸的一边对齐范本，写完后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写满，以免浪费。尽管身为帝王，他无法随意出入民间，但为了节约，他常派人到宫外采买物品，然后仔细询问价格。
这种平民生活方式当然也可看做是节俭和朴素，甚至可以把它看做是崇祯皇帝美德的象征。尤其是在奢侈成风的帝王族里，这种节俭大约只有那位嗜好穿补丁衣服的道光皇帝差可比拟。但令人沮丧的是，就像道光皇帝常常从某位大臣穿的是否是补丁衣服这一表面现象来断定他清廉与否，然后决定是否提拔，从而导致了北京城里旧官服比新官服更贵的荒唐结果一样，崇祯这种近乎于守财奴式的节俭，对于他的中兴帝国之梦，也是致命一击。或者说，这种节俭有如一剂慢性毒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浸入了崇祯和整个大明帝国的血脉中，并最终引发了一场灾难性和毁灭性的不治之症。
崇祯十七年（1645）正月，这时的“流贼”李自成已在西安建立了农民政权，他的百万大军怀着必得天下之志从西安出发，此后又从军事要地宣府、大同进逼北京，并相继攻陷了平阳和太原，大明帝国的心脏北京城已指日可下，大明的局势可以说到了火烧眉毛的窘状。无计可施的崇祯特地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户部、兵部的官员们，讨论放弃宁远，紧急调吴三桂部入卫北京。吴襄提出，如果吴三桂进卫北京，大约需要100万两银子的军需。100万两银子在毕生俭朴的崇祯眼里，是一笔庞大得令他肉痛的数字。他不能忍受一下子付出这么多的银子，为此，崇祯只得放弃了这一原本还算不错的计划，然后坐困城中。